我国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吗——基于财政支出视角的时变参数研究

使用时变参数自回归(TVP-VAR)模型,从财政支出视角,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财政属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周期影响后,我国财政支出与CPI之间总体上具有正向变动关系;财政支出对CPI的影响在短期内较不稳定,但中长期非常显著,具有时变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2010年间的物价上涨具有更浓重的"财政色彩",1998年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对CPI的短期影响较大,而2008年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对CPI的中长期影响更明显;同时,投资性和消费性财政支出对CPI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国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更是一种财政现象。     

经济状态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依赖于政策产生效力所处的经济状态。本文借助于非线性多元分析模型并结合我国总产出和财政支出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在经济向下状态较大,而在经济向上状态则有所下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国财政冲击的动态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月度数据,在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变量的Cholesky次序进行合理设定的基础上来设定财政冲击,然后分别研究了财政支出冲击和财政收入冲击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我们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对财政冲击的响应大多存在一个月的时滞,对财政支出冲击而言,产出呈现出"高位波动"的特征,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出冲击效应兼具增长和波动特征;财政支出冲击挤入了私人消费,表现为凯恩斯主义特征,但存在"偏城市"倾向;私人投资的波动很明显;财政政策对产出、消费以及投资的冲击存在一条利率通道;财政收入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也十分显著,私人部门对税收冲击的响应十分敏感.本文的研究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宏观当局政策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财政资源再配置——基于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的分析

本文从财政溢出效应、李嘉图等价定理和货币政策反应三个层面来厘清宏观财政乘数和省级财政乘数之间的理论区别和内在联系,然后运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定量测度经济周期和空间分异视角下的全国和省级财政乘数,最后在结构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框架下检验财政资源再配置能否显著提升经济增长率.本文主要结论:第一,由于存在省级财政正向溢出效应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特点,我国宏观财政乘数远高于省级财政乘数;第二,从时间维度上看,我国宏观财政乘数具有明显的逆周期性,经济紧缩时期的宏观财政乘数更高,而经济扩张时期的财政乘数并不显著;第三,从空间维度上看,我国省级财政乘数存在较大的区域异质性,东部乘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第四,经济紧缩省份的财政乘数明显高于经济扩张省份,将财政资源更多地向经济紧缩省份倾斜,能够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持续影响.上述这些结论为当前财政政策保持逆周期立场和通过财政资源空间再配置优化效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对产出动态冲击效应的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方法，研究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对产出所产生的动态冲击效应。主要结论是：(1)税收的正冲击对产出仅有负的短期效应，即减税的财政政策在短期促进产出增长。政府支出正冲击对产出有正效应，而且其效果是中长期有效的。(2)增税的税收政策抑制私人消费，而扩大政府支出则会促进私人消费；(3)增税的税收政策抑制投资，但扩大政府支出则促进投资。     

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分析

本文在界定了财政投资外溢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分析财政投资外溢效应的生产函数和计量模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我国财政投资的外溢效应比较明显，且呈逐渐增强趋势；其原因主要在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财政投资逐渐从竞争性行业转向基础设施领域，而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正需要基础设施这种“沉淀资本”，提高了民间部门的生产效率。     

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财政政策周期特征转变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伴随着财政政策的角色从国家强制资本形成机制到社会安全网的转变,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向宏观经济稳定工具的转变。本文采用多种指标和方法研究了1953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周期特征的转变,发现60年以来的财政支出、财政投资支出和政府消费均为顺周期;中国政府执行的是财政政策顺周期调控。财政支出用于资本形成的比例过高,是导致财政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期呈现顺周期和改革开放后逐步告别顺周期调控的主要原因。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从严格顺周期逐步走向非周期,财政宏观调控的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的逆周期调控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政府消费性支出的总量乘数和结构乘数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规模财政支出成为各国刺激经济的主要措施之一。然而,在这些支出中,各国政府消费的产品差异明显。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并通过计算总量支出乘数和结构支出乘数来研究政府消费不同产品对总产出和两部门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需求引致、要素流动、政府总支出的挤出和财富效应是政府消费发生作用的四种机制;政府增加制造业消费,会通过财富效应等机制挤出政府总支出,使总产出增加和制造业产出增加,但会使服务业产出下降;政府增加服务业消费时,会使服务业产出上升,但将显著挤出政府总支出,使总产出和制造业产出下降。     

浅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主力,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财政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增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放慢资本性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给私人资本更多的投资空间。     

债权压力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动态互动效应——一个开放经济的DSGE模型

目前的文献忽视了持有国外债权贬值对中国的影响,也忽视了这一背景下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互动效应.通过构建含“债权压力”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本文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发现:(1)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响应、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不响应是符合我国宏观经济事实特征的模式选择.(2)债权压力冲击在短期内会提升社会总产出,但持续期非常短.(3)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冲击效应大于中央支出的政策效应.(4)外部产出冲击和地方财政支出冲击对社会总产出的波动贡献较大;外部产出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影响也日益增大.     

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减少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称为挤出效应,因此,把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称为挤入效应.本文从综合的角度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1998-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大部分年份中,积极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都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但现有财政体制有弱化积极财政政策挤入效应的倾向.本文认为,对财政政策效应的评价应该放到整个体制环境中去,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挤入效应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的,但需要不断完善.     

城乡异质性、财政支出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在城乡二元经济特征背景下,按照财政支出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将我国财政支出分为政府城镇和农村的生产性财政支出、消费性财政支出,通过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了多种外生冲击对总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短期内,政府城镇(农村)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总产出的正向作用比政府城镇(农村)消费性支出的增加更为明显,但长期内效果相反.当进一步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冲击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厂商所得税税率波动对城乡居民就业的影响时发现:(1)政府城镇(农村)消费性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挤出效应,在长期表现为挤入效应;政府城镇(农村)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内表现为挤入效应,但长期效果并不明显.(2)相对于农村厂商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城镇厂商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就业的负面影响更明显.     

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1978-2003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我国财政总投资、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更新改造投资对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民间总投资、民间基本建设投资和民间更新改造投资的动态影响。分析表明，我国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很强。同时，我国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和民间投资动态影响的一些重要特点，对于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时机的选择都具有重要意义。     

后危机时代政府支出乘数研究的新进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的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重新燃起了人们对政府支出理论的关注。本文从政府支出乘数效应角度综述了西方学术界针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最新研究成果。总的来看,后危机时代政府支出的相关文献更关注影响政府支出乘数的因素以及政府支出宏观效应的微观传导机制,同时也拓展了人们对不同经济周期下政府支出作用的认识,对我国实施具体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合理利用反向激励因素 扩大贸易乘数效应

经济的高增长必须借助较大的贸易乘数来推动，决定贸易乘数大小的核心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出口和贸易顺差固然能够扩大边际消费倾向，但是，合理的进口和贸易逆差可以诱导或刺激消费，由此产生的反向激励作用也可以扩大贸易乘数效应，因此，面对“入世”带来的进口冲击，我国可以在巨额外汇储备的支持下从容地处理进口问题，合理利用反激因素扩大贸易乘数效应。     

借贷约束、财政政策与经济波动

本文基于1981～2018年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家庭借贷约束与政府支出冲击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在该模型中,本文将政府支出作为外生随机冲击变量,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以考察我国财政支出的效应、家庭借贷约束的敏感性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研究发现:第一,调整财政支出冲击参数的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和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产出效应强于挤出效应;第二,调整借贷约束参数的结果显示,家庭部门受到的借贷约束越强,财政支出冲击对有效消费和债务水平的正向影响会越弱,即越倾向于降低家庭杠杆率.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财政支出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减少对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政府应给予家庭和企业部门相对较强的借贷约束,同时配合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避免触发"债务-通缩"风险而陷入蓬齐博弈.     

中国财政支出的贸易收支效应悖论及其解释——基于贸易条件视角的形成机制分析

基于贸易条件视角分析“中国式悖论”形成的理论机理,并采用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SV-TVP-SVAR)模型识别中国财政支出、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之间的时变关系,为廓清“中国式悖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理论模型表明,由于中国的Armington弹性(即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间的替代弹性)较大,因而财政支出扩张会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降低投资回报率并挤出国内投资。如果投资的挤出效应超过预算平衡的恶化效应,则可能形成“中国式悖论”。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将会经历“双重发散”和“双重赤字”交替出现的时变过程,原因主要在于：2012年开始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效应不断减弱,财政支出冲击对国内投资的影响经历了“由负到正”的逆向波动,从而导致贸易收支效应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的时变特征。     

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讨论财政支出的跨区溢出效应对于财政体制的设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实证研究了武汉城市圈内各地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圈内成员经济的空间互动性质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圈内财政支出尤其是生产性支出的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圈域内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互促进的空间关系;经济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储蓄率等对圈域经济增长有溢出效应。     

利率冲击、汇率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TVP-SV-VAR的研究

本文选取1996年到2013年的季度数据,利用具有符号约束的贝叶斯时变随机波动向量自回归模型(TVP-SV-VAR),针对人民币利率冲击、汇率冲击在不同经济环境中对于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利率冲击对于物价的短期影响并不稳定,通胀水平越高影响越大,长期影响相对稳定。利率冲击主要通过资本形成影响产出,资本形成比重越高或利率敏感性越强则影响越大。汇率冲击对于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在通胀水平越高时越明显,整体上并未出现降低趋势。汇率主要通过支出转换效应对产出形成短期时变影响,长期时变影响则主要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和利率影响渠道。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 (FDI)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因素 ,同时对相关产业效率的提高还产生间接的“外溢效应”。而我国对FDI经济效应的全面分析长期被忽略。有鉴于此 ,本文将从我国经济现实出发 ,通过计量回归构建有效的经济效应分解和量化模型 ,系统分析FDI在数量上可区分的四项实证经济效应 :直接产出效应、超额产出效应、间接外溢效应和就业效应 ,并从理论上加以定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