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受制于其主体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权力结构。文章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发现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具有强制性、渐进性和滞后性特征，并因路径依赖陷入非效率的锁定状态，文章最后对实现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路径替代进行探讨。     

中国金融制度的非均衡性

一、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均衡是指在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中的各种交易主体均无意或无力改变现行制度的动机和能力,制度从总体上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势状态。制度非均衡则是指既定制度不是最有效的,制度运行费用也不是最低的,制度处于一种变迁状态之中,并且这种制度变迁能增加     

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比较及现实启示

制度变迁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两种系统的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含义不同、主体不同、动力不同、方式不同和路径不同。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经济制度的变迁,只有继续深化改革才能通过制度变迁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当代价值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纽成部分，马克思对制度变迁的深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对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制度变迁的原因及主体等几个方面进行探析的基础上，得出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当代价值。     

制度变迁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以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为线索,从新老制度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三个方面,详尽阐述了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观点。同时对制度变迁理论经典文献进行回顾,提出了未来我国制度变迁理论可能的发展方向。     

社会投资视角下的慈善机制构建

在慈善机构机制的构建中,需要推动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社会主体力量的强大要求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逐步减少控制,把更多权力归还社会,同时国家也有责任激活个人和团体等社会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国家与非盈利组织和慈善组织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体系。制度变迁,尤其是交互式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制度主体:国家、市场、社会各力量之间经过反复多次博弈而达到的均衡选择,是一种利益调整和认同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和公民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慈善组织等社会主体本身具有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与能力,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辅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综合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型的交互式制度变迁。     

社会投资视角下的慈善机制构建

在慈善机构机制的构建中,需要推动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社会主体力量的强大要求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逐步减少控制,把更多权力归还社会,同时国家也有责任激活个人和团体等社会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形成国家与非盈利组织和慈善组织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和供给体系。制度变迁,尤其是交互式制度变迁实际上是制度主体:国家、市场、社会各力量之间经过反复多次博弈而达到的均衡选择,是一种利益调整和认同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关键期和公民社会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慈善组织等社会主体本身具有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与能力,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辅以社会为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实现综合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型的交互式制度变迁。     

住房保障制度变迁的理论探讨

诺思将对制度的理解融入到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分析之中,形成了一种基于人类行为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相结合的制度变迁理论和分析框架,对我们分析理解住房保障制度的演变有着积极地作用,下面笔者就依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住房保障制度变迁进行理论探讨。     

组织与制度变迁

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组织的特征就在于其是一种有目的的利益团结、是一种契约安排和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结果。组织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和发动者，同时，决定制度变迁的路径，推动或阻碍制度变迁的进行。我们必须优化“组织”，做好组织的初始安排、正确引导组织的利益取向和偏好变化、强化组织的学习功能、将组织置于竞争的环境中，推动制度变迁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主体转换假说研究——一个探索性的制度逻辑框架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往往采用不同的形式,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较为普遍,即政府和微观主体轮流充当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变迁的第一集团。在综合原有制度变迁模式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主体转换假说,并对影响主体转换的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对转换时机的选择和转换失败的后果进行了理论性论述,这对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演化具有指导意义。     

中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研究——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

文章在经典农户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产权制度变量,对我国林业制度变迁的最优路径及其中短期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最优的林权制度变迁过程是强制性还是诱致性取决于林业自身的生产要素积累程度。长期来看,林业制度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与家庭经营。可以证明,理论结论与我国林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并得出了林业制度变迁理论结论对于我国的意义及若干启示。     

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视角分析

我国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进行了30年,文章在陈述了制度变迁理论和回顾了我国改革的历程之后,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改革,以期在对过去的总结中得到对未来的启示。     

基于制度创新的专业镇转型升级研究

通过回顾专业镇的发展历程,以制度创新为主线梳理了专业镇的典型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珠江模式"的制度变迁,分三个阶段,对不同阶段专业镇发展和制度变革作了总结。最后介绍了广东江门的一种新型制度安排——专家顾问团制度,该创新型制度安排对于推动专业镇转型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演化研究——一个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

文章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制度变迁对企业竞争力演化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基于SPM(规模-方式-主体)的角度将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分为三个时期,按制度变迁的历程对国有工业企业竞争力水平进行了纵向综合评价,进而验证了文章的基本理论框架,指出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在曲折中得到持续增强,当前在制度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约束下,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已步入攻坚阶段,尤其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以及国有资本运营和监督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已进入到严重的制度瓶颈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探寻规律,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推动制度的持续、稳定的创新.     

中国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的制度分析

可持续发展是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题,运用经济发展成本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的方法对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经济发展进行评析来看,经济发展成本的相对数量有所下降,但绝对数量仍然有上升之势。为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中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制度供给:在基础性的制度供给方面,建立“经济发展成本内生的生态经济模式”,建立质量型低成本运行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在正式制度供给方面,要把建立中国的绿色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解决制度缺位和提高制度的实施效果;在非正式制度供给方面,要提高环保意识,加强环保教育,更新生活观念,树立自然资本的观念。     

从制度均衡的动态实现考量开发区制度

制度变迁的理想状态通常是制度均衡,即制度需求等同于制度供给,但现实中在何时何种程度达到制度均衡并非时时明朗。本文以我国的各类开发区为分析对象,力求分析制度均衡不是一个临界点,而是制度变迁中新制度安排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优势集中显现的一个阶段。     

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

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已成为制约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阻碍了金融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已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依据,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成本和公共选择的结果影响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所以说制度创新是发展农村金融体系的根本途径。     

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

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学理启发,作者提出了国际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范式,并以此探讨国际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东亚体系的和平转型。未来和平转型后的东亚体系将呈现一种嵌套交叠式制度联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互相交叠、兼容共存。多边合作体系既不能化解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也不能主导多边合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的现实做法是从兼容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这一路径出发,在东亚地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