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贫困山区道路与农户食物获得能力——基于贵州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国内外研究最常用的3d—24h膳食回顾法,调查贵州普定县随机抽取的3个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全户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程分析西南贫困山区道路是否会影响其农户食物获得能力。研究发现,调查地区农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尽管已经能够得到基本保障,但农民的营养结构还不太合理,蛋白质摄入量普遍不足,膳食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居住地离集贸市场越远、道路状况越差,农民食物的多样性及膳食综合评价得分(DDP分值)越差。     

贫困地区农村寄宿制小学儿童膳食营养状况评估

本文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湖南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膳食营养调查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村寄宿制小学学生的营养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认为：第一，贫困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学生（无论是寄宿生还是走读生）营养素摄入量普遍不足。第二，尽管“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给国家、社会以及学生、农户家庭都带来众多积极的影响，但也破贫困地区寄宿学生的膳食营养状况恶化。第三，贫困地区农村寄宿生的营养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第四，学校的配餐方案和学生的饮食习惯等对寄宿生的营养素摄入量有明显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影响——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造成负面影响,改变了居民的膳食偏好,这些变化均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疫情对居民膳食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并结合江苏省2019年与2020年两年农村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分别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和Poisson模型与归并最小绝对离差法(CLAD)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家庭的各类食物消费数量与膳食质量(多样性与膳食偏离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偏好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双重作用下,农户大部分食物消费量(谷类和奶制品除外)均显著提高;但膳食消费量的提高并未改善总体膳食质量,受疫情影响,农户总体膳食多样性水平下降,且食物实际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的偏离程度进一步扩大。     

边疆民族自治地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户为例

由于其居住环境、社会发育程度等的特殊性,西南边疆民族村的农户行为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农户,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23个村、2280户农户收入的微观数据,使用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结果发现,在农户资本要素禀赋中,农户生产性资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是否接受过培训对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户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农户生产经营结构中,种植结构对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而农户是否兼业及非农就业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村庄的外部环境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户收入分配结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分组农户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分组农户调查数据,考察了1997—2009年农产品价格波动与我国农户内部收入分配结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在农产品价格平稳波动时期我国农户内部收入分配结构不均等程度较低,小幅价格波动对农户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价格波动幅度剧烈时期农户内部收入分配结构不均等程度显著上升,价格较大波动对收入分配结构不均等程度具有十分显著影响,农户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明显结构性恶化趋势。     

收入增长、户籍地差异与营养消费——基于进城农民工家庭的研究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不断加大。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数据,聚焦于收入增长和户口所在地的户籍属性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的影响,并探讨收入增长与营养消费关系的户籍地差异。结果表明:收入增长和户籍地差异对进城农民工家庭营养消费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家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需求的收入弹性为分别为0. 593、0. 610和0. 533;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户籍地差异使本地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每天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消费比外地农民工家庭分别高19. 24%、18. 41%和15. 84%。收入增长对外地农民工家庭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摄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其对本地农民工家庭的影响。     

农户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兰州市榆中、永登、皋兰3县638户种植户的调查

目的 在当前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推行适度规模经营是增加农户农业收入的必要举措,深入剖析农户耕地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及影响因素,对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方法 文章以兰州市榆中、永登、皋兰3县种植户为调研对象,基于638户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特征、农户经济特征、耕地经营特征三方面拟选14个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根据自变量的sig.和exp（B）值判别影响3县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 （1）研究区大多数被调查户（榆中75.00%、永登68.18%、皋兰72.82%）都愿意适度规模经营;（2）农业收入贡献、耕地面积、土壤质量、道路宽度对3县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有效劳动力数量、非农业收入比重、耕地块数对3县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学历结构对榆中县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收入对榆中和皋兰2县农户适度规模经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有效劳动力数量、非农业收入比重、农业收入贡献、耕地面积、土壤质量、道路宽度对各县农户适度规模经营意愿具有相对较大的影响。结论 完善农村“留才”“引才”机制,吸引高学历人才返乡从事规模化经营;促进土地流转;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探索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多元化融合发展新业态,打造优势特色产业和富民产业。     

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经验证据: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

本文借助国家统计局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分析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和贫困程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而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增加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具有正向作用,但人力资本对不同收入组边际贡献的差异证明其确实是拉大少数民族农户收入差距的原因,其对中高收入者作用更加显著,而物质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明显。通过加入经济合作组织或者有稳定的工作将非常有效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说明由于社会网络异质性带来的社会资本能够改善少数民族收入差距问题。     

农户兼业行为及其原因探析

本文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分析认为,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收益差别是造成农户兼业的根本原因,农户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是农户兼业的基本条件。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建立了农户兼业的二元Logistic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农户之间的劳动力资源差异、土地资源禀赋差异和经济收入结构差异对农户兼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小型农业机械的拥有与否对农户兼业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种植业收入占比和畜牧业收入占比大的农户兼业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户主年龄对农户兼业的影响不显著。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自山东枣庄的初步证据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先行试验区山东省枣庄市农户调查数据,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于农户收入及其结构的影响并提供了初步的实证证据。研究表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交易和分工效应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收入显著较高,尤其是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但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户收入的组织化效应和抵押效应仍未显现。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反贫困对策研究——基于湖北省恩施市的农户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恩施市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多维贫困理论,采用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析了恩施市农户的多维贫困情况。测算发现,被调查的乡镇农户家庭虽然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但相对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教育贫困、健康贫困对贫困指数影响最大,教育问题和健康问题最严重;其次是饮用水贫困和卫生设施贫困;最后是收入贫困。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农户减灾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352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以湖北省352户农户的问卷调查为依据,从农户减灾需求率和减灾需求模型两个层面,研究农户减灾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农户减灾需求调查表明,有58.52%的农户对减灾措施有需求。减灾需求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对减灾需求结果表现不同。村庄地形、参加合作组织及村庄贫富状况对农户减灾需求有较显著的影响;村庄类型、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比重、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保险了解程度对农户减灾需求影响不显著。     

社会资本与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

本文利用宁夏西海固贫困地区农户调查资料,通过门槛自回归模型检验社会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社会资本低于门槛值时,社会资本对增加农户收入效果不显著;当社会资本高于门槛值时,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户收入提高,同时,社会资本发挥作用需要人力资本配合。政府应针对不同特征农户采取差异化的反贫困政策:对特困农户需要建立完善的政府救助制度解决其生存问题;对"低社会资本—高人力资本组"农户需不断壮大现代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群体,从内生性方面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对"高社会资本—高人力资本组"农户应通过项目带动或帮扶活动提高贫困户的收入实现能力。     

生态旅游发展如何影响农户收入——云南省国家公园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7月~8月在云南省4个国家公园的432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和未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的农户在收入方面发生变化的差异。从基本回归结果看,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相比较,人均总收入和人均工资性收入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均财产性收入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但是与是否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无关;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对农户的人均经营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没有显著性影响。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农户的读书时间、家庭耕地面积、林地面积、参与生态旅游发展时间正向影响农户的人均总收入,家庭人口数对农户人均总收入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耕地面积和参与时间对人均财产性收入有正向影响;参与时间会正向影响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口数对人均工资性收入有负面影响。     

怎知农村生活是“小康”?

国家统计局拟定的我国农村小康生活标准是:人均纯收入1100元;收入分配趋向合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消费结构显著改善,恩格尔系数低于50％;营养基本满足需要,蛋白质日摄入量超过75克,人均衣着支出超过70元;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比重高于80％;电视普及率超过70％;文化生活服务支出比重高于10％;平均预期寿命达70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8年;安全卫生饮用水普及率超过90％;用电户高于     

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来自新疆 400 个农户的调查

文章运用Probit模型,基于新疆400个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水平、劳动力负担系数、收入来源三个变量仅对兵团职工保险需求有显著影响;耕地面积、家庭经营支出、农业收入占比仅对地方农户保险需求有显著影响;家庭经营收入对地方农户与兵团职工保险需求同时有影响,但方向相反。最后文章从增加农户保险意识、增加农户收入提高支付能力及政府等层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分析

基于农户预期收入的现值最大化模型(CCT模型)探索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利用江西省抽样调查的743农户的信贷约束及其收入状况,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1/10、1/4、5/10、3/4和9/10分位点回归时,土地面积和劳动工日对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影响却不一样:对1/10分位点的低收入农户、1/4分位点的较低收入农户以及9/10分位点的高收入农户,信贷约束对其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5/10分位点及3/4分位点的回归结果显示,信贷约束对这些农户收入有负向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框架,并利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优化生计结构,促进他们的生计模式向非农转型。移民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但对提高其家畜养殖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集中安置方式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和其家畜养殖收入,但对农户参与外出务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业产业化视角下农户融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兵团第五师葡萄种植户的调查

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供需错位是突出矛盾之一。文章基于304份问卷调查数据,剖析兵团第五师葡萄产业融资现状,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检验了农户融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种植时间、收入及规模大小对其融资需求有显著的影响,不同生产信息的作用效果具有差异性;加入农业合作社和参与龙头企业订单对农户融资需求有显著的影响,且能够有效缓解葡萄种植的资金短缺问题。农户的年龄、性别及学历对其融资需求的影响不显著;选择亲戚朋友、银行或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融资渠道对其融资需求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提升农户自身金融素养、保障金融供给及促进金融与农业产业协调发展,是解决农户融资困境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