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行政许可法立法理念与市民社会要求的契合

建构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市民社会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这种建构的基本路径只能是法制建设的推进。作为一种推动社会现实的工具,我国的行政许可法确立的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诚信政府等立法理念无疑契合了市民社会生长的基本要求,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市民社会理论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理论经历了三次大变迁,早期西方思想家将其视为独立于自然状态的社会,黑格尔、马克思等学者将其独立出政治国家,而自葛兰西以后,市民社会开始逐步脱离出政治国家与经济社会而呈现出非官方公域这一状态。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以葛兰西,尤其是以哈贝马斯的理论为基础,更加注重志愿性社团这一市民社会的主体。市民社会的发展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它不仅可以克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内在悖论,也可以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     

论西部开发中市民社会的建构

本文认为,西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是西部法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政府、宣传权利话语是培育和建构西部市民社会的有效途径,并且西部市民社会的发育将有助于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     

论市民社会生成的经济机理

现代社会被称为市民社会,但市民社会的生成机理需要探本溯源,这是理解市民社会的初始根据。从根源上追索,市民社会内生于市场经济的自我建构。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通过其固有的经济制约机制,将所有社会成员整合为有机的市民社会,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即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任何非经济因素能够干扰它的演进但无法决定它的形成。     

市民社会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初探

市民社会理论一直被看作是理论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知,而社区建设则是基层部门开展的一项实际工作,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实践层面上,社区建设正是建构和培育市民社会的载体。本文主要从社区建设取向和社区居民不参与权两方面对可能阻碍市民社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市民利益的因子分析

市民利益的形成及意义市民社会,最初是指与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相区别的文明社会。在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被认为是在国家和市场之外,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渐次退出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再加上市场经济的繁荣,契约性关系在一些领域中的确立,市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和合法化等,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型开始浮现。市民社会的出现,意味着大规模利益诉求的增长,而利益诉求必然要寻找表达的形式和渠道,而市民社会的利益阶层多元化,这就要求执政党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要求国家和社会的角色重新定位,要求国家职能进行重大调整,由国家统治向社会治理转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市民社会的出现,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社会构型基本上己经从一个同质的单一社会向异质的多元社会转型,产生了大量的新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利益格局从一体化、同质化向多元化、异质化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社会人”转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二重性及其关系阐释

市民社会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概念和范畴，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从“生产关系总和”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个进行了二重界定。市民社会二重性也具有其内在关联性。     

评邓正来先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

邓正来先生曾被人誉为“学贯中西的大师”.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是其多项“填补中国社会科学空白”的研究之一.但是,经过研究发现,所谓“市民社会”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其研究的目的,在理论上,试图否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在实践上,将台湾作为中国大陆的学习典范,像东欧和前苏联那样“和平演变”,用所谓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浅论黑格尔市民社会观与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差异

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两个方面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从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及意义

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邓小平理论中极具创新的意义的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一次飞跃,实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历史性创举。"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党的     

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问题是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很有必要,在西方哲学史上马克思之后,市民社会问题仍然被西方理论界和学者所关注。这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突出强调了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发展作出了新贡献,推动了市民社会理论的新发展。本文对葛兰西市民社会概念进行分析,在对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进行系统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中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性及其价值意蕴

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的理论.有没有理论的自觉,自觉的程度如何,对于发展实践能否顺利推进至关重要.增强理论自觉,最根本的是树立明确的发展理念.所谓发展理念,主要是指对发展本质与意义的最基本的认识和体悟.一定的发展理念是与之相适应的整个发展理论的内核所在,它支撑和影响着该发展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发展实践.因为一种发展理念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实践理性和价值取向,它引导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潮流,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影响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从上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其理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伴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也产生了深刻的理论影响,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启示。     

论马克思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解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第一部著作。马克思在书中重点探讨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但同时也初步探讨了人与国家各个方面的关系。而这二者的关系不论对马克思理论还是当今社会都有深远意义。本文试着探讨马克思如何论述人与国家的关系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儒家“中和”思想渊源及价值考辨

"中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基本范畴之一,对这一思想,历来儒道释各家均有论述,但以儒家最为全面而确当。儒家"中和"思想自以继承尧舜文武相标榜,同时也注意吸收各家思想,对中和思想作一全面、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本文试图在探讨儒家中和思想脉络和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分析了其认识特征,并试图说明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现代意义。     

论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

市民社会在西方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和社会形态,对于中国而言,还比较新颖。试图从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初始形态和我国理论界对市民社会的相关研究入手,提出在构建我国市民社会时,需要怀有必要的乌托邦精神,并在实践中从法的角度开始努力去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     

论国家营销研究的五个基本理论问题

国家营销理论发端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由世界著名营销学家菲利普.科特勒提出。国家营销理论的提出拓展了营销理论研究的领域,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自科特勒提出国家营销以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对这一命题的研究还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本文试图整合国内外学者的意见,探索国家营销产生的历史背景、国家营销的理论内涵与意义、国家营销的内容与基本路径、国家营销的战略分析与战略重心、国家营销战略的主要形式等五个基本问题,以期对深化国家营销理论竭尽绵薄之力。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解读

马克思在对前人研究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尤其是对黑格尔理论的批判继承中创造性的发展了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那种从绝对精神与伦理精神角度出发阐述市民社会缘起的方法,并对黑格尔所认为的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论断进行了批判。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认为市民社会既是一个社会阶段,同时也是以私人交往关系为主的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的私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也将与国家一道消亡。     

谈洛克的自然权利观对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

洛克的自然权利观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对个人权利伸张和对个人与国家关系进行调整的一般要求.对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积极培育市民社会,培养人们的权利观念.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对现代产权制度建构与国家调控关系的思考

现代产权制度建构有利于资源的配置,有利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有可能导致产权的失灵;垄断的出现,会使产权制度改革失去意义;非对称信息又会阻碍产权的顺利交易。这些障碍仅靠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必须重视国家调控。另外,中国的国家性质也要求在现代产权制度建构的过程中,重视公平和正义,发挥国家调控的作用。"十一五"规划提出建构和谐社会,在现代产权制度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必须运用多种调控手段和政策,从效率与公平两个方面建构现代产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