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再嵌入: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为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需要由单一国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向政府、组织、公民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实现,必须从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着手。本文从社会治理视角下个体作为主体的重要性、中国个体化的历程方面,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人的主体性:伦理与社会治理的契合点

社会治理与伦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二者的契合建立在人的主体性这一基础之上。社会治理的要义是发挥党委政府、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公民个体等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主体性,通过合作协商,实现社会共治。而伦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也要通过人的主体性。因此,人的主体性是社会治理与伦理相契合的基础。     

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及优化策略

社会工作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主体,也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凭借个案与小组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行政与社会政策倡导等不同层面的专业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可以通过微观个体层面的源头治理、中观社区层面的治理结构重塑、宏观社会层面的制度与政策优化三重路径来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强化专业技能、厘清角色定位、提升政策研究和倡导能力等方法,克服当前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专业化特质不足、角色定位不清、政策倡导能力不强等实践困境。     

基于网络治理的宁波地方高校社会服务途径研究

网络治理的理论强调通过地方政府、地方高校、企业等主体的合作,在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这一治理议题上,形成多个治理主体,以多元理性、技术、规范来发挥社会治理中个体与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与治理能力。结合近年来宁波地方高校社会服务情况,说明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化合作机制,相互调试目标,共同应对社会问题,增进彼此利益,把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落到实处。~(1)     

董事的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董事的个体行为镶嵌在所处的社会网络中,并对其治理行为有效性产生影响,但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忽视了网络关系的作用。近几年公司财务和治理领域的国外学者逐渐从社会网络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则从董事的网络关系定义、董事网络及其公司治理行为和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与公司治理等领域进行综述。研究发现董事倾向于通过现有和以往的职业和教育背景、职位兼任等建立网络关系;董事网络从管理层监督和政策建议制定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证据并不统一;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则降低了董事会独立性,成为实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更多地带来了负面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研究中董事网络关系的定义边界模糊,衡量其网络位置的分析方法较为随意,且并未区分不同类型董事的网络作用差别。基于此本文指出了在"关系型社会"主导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董事网络关系与公司治理潜在的研究方向,对国内尚未深入的"社会网络和公司治理"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本文阐述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及必要性,提出了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要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大力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基础性工程建设;积极培养社会治理的专业人才,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加强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的软实力。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探索和思考——以江西省吉安市为研究对象

社会治理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一体中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工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键性工作,其作用和意义不言而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厘清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建设促治理,以治理促建设;需要把社会治理工作贯穿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方面各领域;既要做好“人”的工作,也要做好“事”的工作,确保见人见事。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路径探析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改革总目标的重要举措。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重在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一是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建构科学化的社会治理系统;二是积极培育社会组织,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供制度平台;三是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     

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的战略选择

文章阐述了社会转型的含义及内容,分析了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动转型期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要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规范公民参与,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创新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体制。     

社会治理引擎:自治、法治、德治

<正>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精准用力,持续发力。德治、法治、自治是拉动社会治理成效稳步增长的"三驾马车"。近年来,宁波市海曙区立足辖区实际,积极探索和实践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工作模式,逐步形成以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志愿者以及群团组织等主体为核心力量的社会治理工作格局,提升了社会和谐度和居民幸福感指数。     

“鄞和”社会协同治理助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鄞州区以“打造高效能基层治理首善之区”为目标,通过整合多方资源、激发协同合力,深化以鄞州区社会治理中心（矛调中心）为主干、“鄞和”社会协同治理创新实践园为枢纽的社会协同治理体系,进一步畅通和规范了基层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通道,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2年,“鄞和”社会协同治理品牌入选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基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个体自我和谐的构建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蕴涵着对人的个体自我和谐的深刻关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为个体自我和谐提供了现实前提;个体自我和谐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因此要不断发展个体自我和谐的现实前提和环境条件,指导个体通过社会实践与自我修炼构建自我和谐。     

合作社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社会正面临着"解构-重组"过程. 在传统乡村治理存在较大问题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农民自发形成的新型组织应运而生.研究表明,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包括盘活农村要素,发展农业现代化;增强参与动力,重建村庄治理权威;克服个体局限,推动村庄公共事业等方面. 然而,合作社参与村庄治理中仍面临主体能力不足、传统势力阻扰、非正式身份局限以及制度保障的不完善等困境. 为此,可以从明确合作社功能与定位、增强合作社主体能力、构建合作社与农户间信任机制等方面加强合作社治理能力,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以法治化保障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法治保障"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宁波市是"全国从整体上创新社会管理的典型样板城市",以法治化保障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对于促进社会治理科学化、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样板”

<正>编者按:社会治理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以协同治理理念为导向,强化系统设计,理顺条块关系,夯实基层基础,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整合,成就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样板"。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测度设计与区域特征分析——基于陕西省社会治理进展的评价与分析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区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梳理相关理论文献,构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统计测度理论基础,形成社会协同参与能力、法制保障执行能力、资源合理配置能力、社会服务提升能力和科技创新支撑能力5个观测维度,以及12个测度子维度,形成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测度的理论框架。依此构建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测度指标体系,以及设计基于Critic法和熵权法的TOPSIS(逼近理想解排序)模型的区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指数和区域差异性测度工具。对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测量和区域特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逐年提高,资源合理配置能力最为重要,其次是社会服务提升能力;陕西省各地区区域间社会治理能力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特点。最后针对陕西省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态势提出相关建议。     

浅析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

公民社会组织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体之一,是构建现代社会服务体制的重要力量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当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应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组织,提升公民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后续监管;加强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社会性和自治性.     

宗教与心理和谐的构建

宗教的心理调节功能能够促进各个层次的心理和谐,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持。宗教世界观矫正人们的认知,宗教信仰和宗教解释为个体提供精神支柱和心理安慰,有利于个体内心实现自我和谐;宗教促进人际交往,并为人际交往设定了共同的内在约束力量,宗教修养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因此能够沟通人际之间的心理和谐;宗教通过社会认同个体和个体认同群体的双向交流过程实现其社会整合功能,从而保障了整个社会的心理和谐。     

产业发展、资源输入与乡村治理——基于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农民个体角度出发,以三峡库区的一个典型村落为案例,考察了乡村内部的产业发展与乡村外部的政府资源输入对乡村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产业发展、政府资源输入改变了乡村的经济基础,农民与村庄、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农民的参与行为,进而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破解乡村治理难题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