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产出非对称性效应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

尽管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在不同金融周期条件下可能存在非对称性，但国内仍缺乏相关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运用平滑转移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Q1—2019Q4我国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类支出在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产出效应，并就我国财政政策的金融周期特征进行了识别。结果发现：与金融繁荣阶段相比，财政总量支出与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在金融衰退阶段更强；在金融繁荣阶段，财政分量支出的产出效应为负；财政投资支出的产出效应要大于财政消费支出；我国财政政策不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均表现出明显的顺金融周期特征。有鉴于此，逆金融周期的财政调节与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助于财政当局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与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政府基建支出如何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政府基建支出对于稳增长和调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运用生产网络方法,比较分析了传统基建支出和新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发现,在基建支出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仅靠存量调整并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当政府基建支出总量增加时,由于传统基建在生产网络中比新基建具有更高的中心度,而且与“两高”产业的关联度更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联度更低,所以传统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强于新基建,但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显著低于新基建。因此,新增基建支出在两类基建之间进行分配时,存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权衡,基于2020年全国生产网络测算结果表明,增加1单位基建支出,将其中55%以上用于新基建时,可以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目标。此外,由于各省级行政区生产网络存在较大差异性,各省级行政区两类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异质性明显。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比较

本文运用1978—2007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结果显示:第一,财政政策具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并不明显。第二,货币政策在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效应方面强于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则在对第二产业的效应方面具有优势。第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效应。第四,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应相差非常悬殊,而对第三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高位;在中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二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在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低位。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研究

文章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以期正确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大规模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由于政府支出乘数和减税乘数效应都在降低,并且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政策实施的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因此,提出从财政支出结构、税收结构和投融资体制三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职能。     

中国经济转型期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1997年～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跨期替代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2、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后者的效应较弱;3、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对城镇居民消费虽然具有挤入效应,但挤入效应较弱.此研究结果为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中国财政政策冲击的识别与效应——符号约束方法下的SVAR分析

文章基于国内对财政政策冲击效应识别不充分的事实,在其所建构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中,对国内外财政政策冲击的识别逐一进行了讨论,然后采用符号约束的识别方法,利用中国1997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4季度的统计数据对中国财政政策的冲击效应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对中国经济周期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中,名义货币供给和利率等名义变量与产出、消费等真实经济变量的关联度较弱;而财政政策冲击对名义变量的效应都不显著;政府支出对实际产出的冲击在短期内不显著,但在长期内存在负效应,原因是扩张政府支出会引起增加政府收入的适应性超调,进一步产生紧缩效应;在短期内政府支出对实际投资具有“挤出效应”;政府支出与信贷余额同方向变化,这表明中国政府支出主要依赖信贷融资的事实与困境.     

突发事件冲击与财政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价

财政政策效应具有时变性特征,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工具应对突发性事件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是当前财政政策选择的关键.运用2000年1月至2020年11月数据和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突发性事件冲击下不同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政策总体上对产出、价格水平、消费等宏观经济指标呈现时变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中长期能促进经济增长,但会导致通货膨胀,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在突发性事件冲击下,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更为显著,中长期后趋于稳定.为此,政府应相机抉择,精准施策,根据经济运行状态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促进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财政支出结构扭曲与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从总量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规模较为合理;第二,从结构角度出发,地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挤出作用,说明财政支出的结构严重扭曲;第三,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不同效应,经济建设支出、民生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科技支出与财政支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     

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理论争议与政策启示

财政政策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并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理性预期理论削弱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在特定条件情况下会具有显著效应,如何将货币政策调整配合可以保证财政政策效应最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议.     

预算约束下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

与以往研究忽略预算约束面影响的传统不同，本文运用中国省级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增长效应。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第二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负效应；第三产业为主的省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对增长有不显著正效应。在中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过程中，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应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实。     

市场开放、地方财税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键与核心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产业结构优化形成方面。本文系统分析了市场开放与地方财税竞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03—2014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开放显著推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但国际市场开放和国内市场开放作用力的大小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国内市场开放的作用力更大,中部与西部地区则相反。地方财税竞争一方面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另一方面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进一步考察发现,地方财税竞争会削弱市场开放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的效力。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拉弗效应”,结构性减税只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保持一致,就能在增加财税收入的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其中的经济建设性支出会扭曲资源配置,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所得税相比商品税更趋于优化产业结构。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化市场开放、矫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实施财税体制改革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财政支出类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力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民生支出的经济事实,构建了包括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政府支出在短期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效力不具持续性;投资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且其政策效力取决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中长期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支出,而且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应当将减少消费性政府支出、转变投资性政府支出的思路和方向、增加人力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以此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财政支出结构、新型城镇化与碳减排效应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对碳减排发挥关键作用.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检验,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通过规模效应、预算效应与替代效应对碳排放保持促进作用,而直接效应与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财政支出影响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利用经济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负向关系,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稳定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正向关系,通过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来调节城镇人口和就业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因此,需推进财政支出政策向绿色低碳、生态协调发展模式转型,发挥财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作用并加快产业绿色升级,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财政政策、预期管理与产业结构优化

随着关键技术封锁频繁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势在必行。财政政策日益强化支持强链补链、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然而,不同财政政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具有差异性。为探索相对更优促进产业优化的财政政策,本文构建带有产业异质性、“收支”同施、财政政策信号释放等特征的动态结构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不同政策工具具有异质性调控效果,收入型工具的宽松政策会促进产业升级,作用幅度强,具有长期效应;支出型工具的宽松政策会阻碍产业升级,作用幅度弱,仅具有短期效应。第二,前瞻预期管理型财政政策比相机指引型财政政策更能改善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果,且支出型前瞻预期管理比收入型前瞻预期管理的改善效果更强。建议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增强财政政策预期管理,进一步做好重大财政政策阐释工作和政策信号释放。     

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要求适时调整积极财政政策

我国实施六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增长的数量效应方面效果显著,而在质量效应方面却有待商榷。适时调整积极财政政策,提高其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效应应是财政政策未来的取向。     

私人消费、地方政府支出与政府偿债能力——基于面板模型的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检验

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存在与否的争论,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经济增长“消费驱动”的诉求下,财政政策与消费的影响分析更显重要,本文通过加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了“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而低偿债能力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却存在挤出效应。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影响机制和政策比较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性特征，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对产出、通胀、私人消费和投资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测算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影响机制和政策效果，本文建模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家和工人家庭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和所得税减税以及转移支付五种类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分别计算了五种财政政策乘数。本文的结论显示，各类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均起到较好的总需求刺激效果，但在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的政策效果更为突出；政府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减税、转移支付政策虽然短期刺激作用更为明显，但由于存在挤出效应以及削弱投资和资本积累，在长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政策有效持续期也较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更短。     

后危机时代经济结构性调整与财政政策选择

保增长与调结构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两大主要目标,然而实际上,稳定增长被当作首要任务而调结构被延滞,经济结构中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要素投入结构等方面的失衡问题在经济危机中进一步凸显。在后危机时代,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因此,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对财政政策取向进行适当调整,将调结构作为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并通过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加大财政对"三农"支持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改革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开征环境税、完善资源税等措施,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二元结构、内需水平与产业结构效应的或然态势

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转型期难题的关键。本文通过建立二元结构、消费支出、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理论框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在于改变对经济增长方式路径的依赖,打破资源禀赋型、劳动力依赖型等对经济增长路径的锁定效应。通过建立VAR模型对三者进行实证分析,将产业结构升级对消费的影响、二元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影响进行量化,认为内需的增长对产业结构升级在34年的经济发展中并没有促进作用。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通过顶层设计使产业结构升级逐步依靠内需来带动,实现经济由投资、外贸驱动型向需求驱动型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