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采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Panel FMOLS)实证考察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1995年-2008年期间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民族自治地区银行业发展没有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证券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保险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出口技术水平——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影响出口技术水平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深入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显著且稳健地提高了中国地区出口技术水平,而且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大,即国内市场一体化与金融发展是相互强化发挥作用的。进一步的估计显示,在金融控制强的区域,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在金融控制弱的区域,金融发展则显著地提高了地区出口技术水平。此外,金融控制弱区域的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出口技术水平的边际影响效应也远远高于金融控制强区域。本文的研究意味着,降低金融控制程度不仅可以直接提高金融发展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效应,而且还间接地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地区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后宏观政策对我国汽车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模型

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与汽车市场密切相关的宏观政策，汽车下乡、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汽车市场的发展，限牌限购政策则明显地抑制了汽车消费。基于2002—2017年省际汽车销量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政策对我国汽车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汽车市场具有明显的惯性效应，宏观政策对我国汽车市场的促进和抑制效应都非常显著，其中汽车市场激励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汽车市场抑制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相对于促进政策，抑制政策对汽车市场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居民消费水平、汽车产量、公路货运量、公路客运量等因素对汽车市场也具有显著为正的促进效应。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对我国在未来制定和实施汽车市场相关的宏观政策提出了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

根据熊彼特增长模型构建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影响模型,通过分析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采用2004-2013年25个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①银行业正向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而保险业和股票市场并没有显著影响,②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区域差异,东中部地区银行业显著正向促进了技术创新,而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

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和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绿色创新，但抑制周边地区发展，并且两者具有空间聚集性；从异质性分析来看，主要是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分指数和中部地区的空间效应较为显著。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等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银行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视角

城乡收入差距关乎社会公平、牵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2009—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就中小银行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小银行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渠道产生的间接效应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且中小企业发展主要通过就业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就业效应要大于经济增长效应。政策含义：优化金融结构中的银行业结构,使得中小银行发展推动中小企业发展释放就业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与绩效研究分析——以浙江省银行业为例

商业银行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其绩效水平的提高对于充分发挥我国金融资源的利用水平、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该文在银行产权结构与银行绩效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浙江省银行业的相关数据,对该省银行业产权结构和市场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改革对银行金融绩效的提升有一定的正效应.     

平台经济能否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在促进商品消费和流通的同时进一步打破各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本文采用2013-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平台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台经济显著缓解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省内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缓解效应大于省外，且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越高的地区缓解效应越大。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流动，进而缓解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时，只有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平台经济的发展才能够缓解劳动力市场分割。本文为促进劳动力要素充分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4023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

文章利用全国27省份517个村庄的4023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不明显；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的下降，但增加了相对贫困并抑制了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提出在农村普惠金融的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其发展战略实施的区域差别化，以实现普惠金融积极效应的最大发挥。     

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分析

作为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数字金融模式的发展能否为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促进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2011至2020年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信息与财务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推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的发展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融资约束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中介效应。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效果最大；覆盖广度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于创新的促进效应对于非东部地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要注重覆盖广度的扩展，更需注重使用深度的挖掘；要注重不同地域间数字金融水平的均衡发展。     

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域的证据

文章将金融发展、对外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考察了开放经济下金融发展在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贸易结构优化,并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还能促使贸易结构优化。但是从具体的金融指标来看,只有中长期贷款余额的增加和以存贷比表示的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才能产生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效应,而贷款总量的增加并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并基于这一结论,用金融发展对贸易影响的回归拟和值来考察全要生产率增长的情况,证明了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存在性,但这种效应只有东部地区才有,中西部地区有由于金融发展水平的滞后而不存在这种效应。另外这种效应的发挥主要也是通过技术进步渠道来实现的,其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同时在实证检验中还发现,金融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要受到各个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即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XTSCC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FDI溢出及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FDI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创新绩效的提高,且金融发展水平强化了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分区域来看,金融发展均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而FDI技术溢出虽然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但是对东部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并且当地区金融中介深化水平不足时,FDI溢出难以起到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当金融中介深化程度低于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增强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区位熵方法从银行业、证券业及保险业三个方面对我国西部地区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2006~2015年的省际金融集聚水平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西部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业与保险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而债券交易、基金交易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最后结合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及集聚现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促进西部地区的金融产业集聚水平,从而带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本文阐明了距离、密度、分割三要素通过竞争效应、本地化效应以及多元化效应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理论机制。基于成本视角引入金融发展中的空间因素,拓展新经济地理学经典“中心-外围”模型,揭示出优化空间效率是推动金融与工业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以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实证考察我国银行业空间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工业企业邻近范围内商业银行数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这一现象主要是由国有银行主导的。机制分析表明,我国市场化进程下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显著提升了企业负债规模,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但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制度门槛效应,在人均收入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超越第二门槛值之后,企业邻近范围内商业银行数量增长会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增长。中小、民营以及较少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其生产率更容易受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而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能够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本文为破解我国金融发展结构性矛盾、优化金...     

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路径机制与实证考察

为研究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选取全国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港澳台地区）2013—2022年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异质性,并验证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 间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数字金融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数字金融发展优化了社会信贷资源配置，这对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要求具有重大意义。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此关系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中部地区企业和高负债率企业中更加突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驱动企业本结构调整的重要路径。为此，政府应正确引导数字金融业发展壮大，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赋能经济增长；企业应紧紧抓住数字金融业蓬勃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提升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效率和经营管理质量。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效应及其实现机制

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选取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刻画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效应及其实现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条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形成了独特的缓释效应,选择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存在。渠道检验显示:缓释效应主要通过金融摩擦渠道和投资渠道进行传导。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产业结构的地区的缓释效应存在差异,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作用效果相对更大,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影响更强。为此,应重视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时代发挥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缓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