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及启示

分析了美国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德国斯图加特汽车产业集群和日本丰田汽车城发展模式的特点,得出了产业集群是汽车产业的基本组织形式、"轮轴式"结构是汽车产业集群的基本组织形态等几点结论和启示。     

半导体产业与科技创新体系的协同互促：国际对比与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而半导体产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演化是各类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以美国为例梳理了该国半导体产业与科技创新主体（军方、政府、企业、高校、中介组织）、科技创新环境要素（政策体系、法律体系、人才体系、资金体系）协同互促的实践历程。通过对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实践经验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有益启示：因时制宜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加快科技创新活动法制建设、完善国家科技创新法律体系,建立并完善多元化、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将人才引育置于优先地位,构建高效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     

最后的赌注：“失去的三十年”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复活”战略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其重要诱因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30年衰退。为了“复活”半导体产业,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曾经创办了多个研究开发机构,制定了多个开发计划,重组了多个“日本联盟企业”,但始终未能扭转半导体产业的衰败之势。日本政府新制定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作为日本“最后的最好机会”,面对一无技术、二缺人才、三差资金等现实挑战,仅仅依靠相对具有竞争优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产业,是否能够实现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真正“复活”,是否能够“夺回”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探广东产业转移中加速汽车产业自主开发创新

本文通过介绍广东汽车产业及自主开发创新状况,从合资外方、合资中方,汽车发展战略三个方面分析广东汽车产业自主开发能力较差的原因,提出在广东产业转移过程中加速汽车产业自主开发创新,并建立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汽车产业自主开发创新模式,为广东政府在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制定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和建议。     

日本半导体国家战略及其创新领域探析北大核心CSSCI

日本半导体曾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处于发展高峰,后在美国打压之下趋于衰落。从2010年起,全球半导体产业步入新一轮行业增长期,随后新冠疫情的暴发令国际社会再次认识到半导体关乎“国运兴衰”的重要性。基于半导体产业已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制高点,美、日、韩及西欧发达国家都纷纷从国家战略高度加以重视与部署。日本政府于2021年6月4日出台了《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该战略涵盖了半导体开发、数字社会的充实、产业链问题、脱碳问题等领域,这不仅是日本在新冠疫情下对产业和安保领域的一次政策调整,还是日本步入令和时代后对国家发展关键领域进行的重大布局。日本通过制定新“国家战略”形式,欲以举国之力实现提振半导体及数字产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与重点领域的创新发展。     

科教融合视野下产业创新人才培养策略研究——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以半导体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产业创新人才提出重大需求。传统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无论是人才培养的规模还是结构都不能适应半导体产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高校新型研发机构是学、教、研、产的统一体,在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构建基于新型研发机构的“政府、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四方协同的科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协同机制,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新途径。     

汽车——拉动日本经济的第一引擎

汽车产业是日本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日本依托国内各产业的协调发展、发达的要素市场、高度的产业聚集及高效的劳动生产率等固有的生产属性,加之日本政府选择了贸易保护、较积极的财政政策、现代公司制度、现代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有利于汽车产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使历时近百年的日本汽车业长期雄踞世界前列。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了以创新为动力的适度增长的新常态,产业竞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态势,如何使我国由汽车大国向强国迈进,笔者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成长特点和制度选择对我国具有多方面借鉴意义。     

产业知识战略的创新研究：以我国汽车产业为例

对于产业知识战略的考察，大多以技术创新、扩散和创新能力的建立来分析。文章首先通过对产业知识管理的战略属性文献进行梳理，归类为4方面（长期、自主、深化、模糊），并据此分类对我国汽车产业进行抽样调查，研究我国汽车产业技术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具体技术的内化，结论表明其知识源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简单合作，汽车企业拥有不同的知识来源和技术的重点，实现对我国汽车产业的知识战略考察。研究结论对促进知识内化、建立知识创新战略具有有借鉴意义。     

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

针对产业链转移成本驱动机制问题,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通过实证分析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机制,深度剖析产业链转移的原因,为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发展提供经验指导。研究中应用产业链成本管理、成本驱动机制理论,系统性的分析了日本芯片产业链转移的原因及内在的成本驱动机制,然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了成本驱动机制实证模型,收集了2012年到2022年期间日本主要上市半导体企业数据,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链转移的成本驱动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在半导体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成本驱动机制从促进产业发展、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和提高企业竞争力三个方面发挥作用,并且劳动力成本的高低是驱动产业链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制造成本和土地成本共同影响着产业链转移的差异性,税收政策会对半导体企业的营收和利润产生直接影响,政府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来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相关企业应根据变化趋势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同时,加强和深化国际合作,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     

试论日本汽车产业的出口竞争力——以日本的产业组织特征为核心

日本汽车产业在战后短短几十年间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产业组织结构。日本的产业组织特征包括两个方面，即稳定的竞争型寡头垄断体制和分包制，它们是造就日本出口产业强大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日美半导体产业竞争中的国家干预——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视角的分析

半导体产业作为高技术产业,具有明显的学习效应、外部经济和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其良好的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贡献。半导体产业的战略特征决定了其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的,并且仅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半导体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国政府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的动机大大加强了。作为经济大国,美日政府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公共采购、进口关税、R＆D补贴、专利保护等方式扶持本国半导体产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企业,成为国际竞争的主体。     

日韩贸易摩擦的原因、影响及趋势分析

日本对出口韩国的生产半导体零部件的3种核心原材料采取管制措施,其根本目的在于掌握半导体乃至高技术领域的主导权。出口管制实施后,部分日本企业试图通过拓展其他国家市场来弥补因对韩出口管制造成的损失,也有些企业计划在海外设厂以便避开政府管制向韩国供应原材料。出口管制还导致日本产品在韩遭到抵制、韩国赴日游客锐减等。韩国通过半导体核心部件国产化、进口来源地多元化等对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贸易制裁对半导体行业的负面影响,使日本被迫放宽出口管制。由于日韩处于半导体全球价值链分工不同环节中,存在紧密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存关系,因此,日韩贸易摩擦的缓和存在内在必然性。另外,RCEP签署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外部因素会进一步促进日韩贸易关系改善。     

日本创意产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分析

创意产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发展速度迅速,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日本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之一,是亚洲创意产业发展较早,市场较为成熟的国家。研究日本创意产业对于我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本文从日本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创意产业国际间贸易水平等角度,运用实证分析和经验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日本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并借鉴日本创意产业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的相关经验,对我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日本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

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其化工产业及其电子信息行业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依据1985～2008年的日本相关数据,制度性量化指标量化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估计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对人力资本吸收程度、技术吸收程度以及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发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吸收速度越快,技术吸收速度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日本异质论及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是日美经贸摩擦延伸至体制领域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变迁的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学术和舆论背景。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美国对日贸易策略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在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结构研究

一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及结构表明了该国服务贸易获取动态利益的能力,同时反映出一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程度、发展阶段及各部门不同的竞争优势。文章分析了日本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以及日本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商品结构、质量结构和区域结构,得出日本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水平较高,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结构合理的结论,并由此得出几点启示。     

美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服务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本文在介绍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础上,对美国服务业的发展以及美国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探讨。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因此学习美国的经验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制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及其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密切关系也备受关注。本文将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分为四组,实证分析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发现: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贸易互补型的,其对日本的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长期促进作用;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引起其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对美国等对日贸易逆差国的直接投资扩大了其与这组国家的贸易顺差;日本对NIEs、中国等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实证结论在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减少贸易摩擦以及在对外转移产业时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等方面为我国的实践提供了借鉴。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accruals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1985*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empirically assess unusual accrual behavior in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1985. In this year, individual semiconductor firm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filed briefs with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eking relief from alleged unfair trade practices by Japanese semiconductor firms. For trade relief to be grante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must find that the domestic industry has been injured by the foreign industry behavior. An inquiry into injury includes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 We believe this provides an incentive to semiconductor firms to “manage” accruals to report lower earnings in 1985. As a control measure, we perform an identical analysis on a sample of computer firms. Computer firms are subject to similar macroeconomic forces as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but had no incentive to manage accruals in 1985 due to trade policy negotiations. The computer firm analysis reveals no unusual accrual behavior. Résumé. Les auteures procèdent à l'évaluation empirique du traitement inhabituel des produits à recevoir et des charges à payer dans l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des semiconducteurs, aux États-Unis, en 1985. Cette année-là, certain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l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et l'administration Reagan ont déposé des mémoires devant l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éclamant le redressement de pratiques commerciales jugées déloyales de la part des entreprises japonaises oeuvrant dans ce secteur. Pour qu'un redressement soit accordé, l'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doit démontrer que le comportement des entreprises étrangères du secteur a porté préjudice aux entreprises nationales. L'enquête destinée à établir s'il y a préjudice comporte une évaluation de la rentabilité du secteur à l'échelle nationale. Les auteures estiment qu'il s'agit là d'une invitation pour ces entreprises de traiter les produits à recevoir et les charges à payer de manière à faire état de bénéfices plus faibles en 1985. Elles concluent à une modification inhabituelle, statistiquement significative, des comptes de régularisation (ex.: produits à recevoir et charges à payer) de 1985. Elles procèdent à une analyse identique sur un échantillon d'entreprises du secteur informatique servant de groupe de contrôle. Ces entreprises sont l'objet de forces macroéconomiques analogues à celles que subissent l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des semi-conducteurs, mais aucune négociation de politique commerciale ne les incite à traiter les comptes de régularisation d'une façon particulière, en 1985. L'analyse des entreprises du secteur de l'informatique ne révèle aucun traitement inhabituel des comptes de régularisation.     

基于森林资源投入的中美木质林产品贸易模式研究

木质林产品是典型的森林资源约束型产品,在中关木质林产品贸易中,家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沿用古典贸易理论的思路,通过对中关木质家具与造纸业竞争态势的经验测算和分析,得出在以森林资源作为主要投入要素的木质林产品贸易上中国仍存在微弱比较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生态陷阱的结论,并认为在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各国应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共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合理规划森林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