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冲击规模和好坏波动的非对称性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和风险传染日益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我国金融体系产生愈发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在极端风险事件冲击下,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更加显著。文章选取四种代表性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通过计算已实现半方差将其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区分由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带来的波动,进而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其非对称性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中国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在不同冲击方向和冲击规模下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主要由坏波动驱动,而极端状态下主要由好波动驱动;第二,极端状态与正常状态下的风险溢出走势存在较大的差异,极端状态下风险溢出水平远高于正常状态;第三,方向性溢出在总波动、好坏波动上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与国际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极端经济金融事件密切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工业金属市场的好坏波动对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显著增强,外汇市场接收的溢出最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防范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溢出,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中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溢出指数和波动溢出网络

文章基于溢出指数和波动溢出网络方法，从静态和动态分别度量我国金融系统不同子市场间的风险联动水平及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系统风险溢出效应整体水平较高，各市场间联动性较强；市场内部滞后效应大于市场之间溢出效应，两两有向溢出效应具有强不对称性；作为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中心，货币市场始终处于风险溢出方，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其对外风险溢出效应相对减弱，而大宗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其余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相对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金融系统整体风险溢出水平较高，市场间风险相关性较强，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防范。     

金融系统与装备制造业风险传染研究——基于波动溢出网络视角

当前各类经济风险交叉传染,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国双循环背景下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战略产业,其与金融系统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备受关注。为探究金融系统与装备制造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本文从波动溢出网络的视角,分析金融系统与装备制造业所组成的风险网络内的风险传染机制。首先,用TVP-VAR模型计算装备制造业细分产业与金融子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值;其次,以细分产业与子市场为节点,以溢出效应值为连边构建有向加权风险溢出网络,分析网络整体特征变化;最后,分析网络的节点特征变化,探究内在机制。本研究发现,风险系统当中,主导的溢出效应来自装备制造业,向金融系统的股票市场与基金市场风险溢出,且这种溢出效应与经济运行状况成反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金融系统与装备制造业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对监管机构加强审慎监管、企业规避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美元加息对中国溢出效应传导渠道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构建了包含联邦基金利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PPI、CPI和Shibor这6个变量在内的VAR模型,对模型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结果显示金融危机后,美元加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降反升,是推动我国物价上涨的主要渠道;人民币短期内贬值对物价上涨的推动作用不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外贸易是大宗商品价格和汇率影响我国物价水平与货币市场利率的主要方式,其中,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于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的反应并不显著。大宗商品价格是美元加息对我国溢出效应的主要传导渠道,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相对强弱才是决定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更深层次的因素。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波动吗?——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视角的TVAR模型检验

文章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视角,检验在长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是否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从理论上看,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通过现金流机制、净财富机制和预期机制等多种途径,嵌入到金融加速器效应中并对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大时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要大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小时的效应,这说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不仅如此,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还对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上。文章的政策涵义包括:在经济下行时要适度采取刺激性货币政策,防止大宗商品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螺旋式下降,从而抑制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经济波动的影响;货币政策要防止通过套利活动加剧大宗商品在短期内出现的价格超调现象,从而避免诱发更多的经济波动;要引导和管理好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预期,平滑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密切关注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     

全球主要石油市场间的信息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选取了全球主要的石油市场组合,以均值、方差、分位数为代理变量,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市场的信息溢出效应。在过滤掉了均值因果关系后,着重分析了不同市场组合的波动溢出效应,判断了市场间的信息流向。在波动溢出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检验了极端上涨和极端下跌时的风险溢出关系,提出了非对称风险溢出的概念,并将其应用于石油市场。实证结果表明信息大多从信息效率高的市场流向信息效率低的市场,上涨侧的信息传递速度比下跌侧更高,强风险溢出证据是普遍的。对波动溢出与风险溢出的比较表明,风险溢出继承了波动溢出的大多数特征,表明方差Granger因果关系的存在是风险溢出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差异表明高阶矩存在的因果关系也可以导致风险溢出。     

股票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基于中国市场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利差为外生变量,基于向量自回归多元EGARCH模型和日数据,对我国股价与汇率之闻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在价格溢出方面,只存在外汇市场到股票市场短期单向引导关系,但利差对股价和汇率均存在价格溢出效应;在波动溢出方面,股票市场对外汇市场存在非对称的波动溢出效应,而外汇市场对股票市场只存在对称的波动溢出效应,利差的变化对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都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与国内相关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发现股价与汇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G20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分析美国、中国、日本、欧元区及英国等G20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美元指数与大宗商品价格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影响美元指数的美国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将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基础货币总和与资本跨境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美联储、欧洲央行等量化宽松政策对资本跨境流动尤其是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产生较强溢出效应。同时,发达经济体占据产业链高端而通过产业链条对国际贸易形成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通过总量扩张、外汇储备资产积累及生产链条等渠道对大宗商品价格、国际金融市场及国际贸易产生溢出效应。为此,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协调,降低系统重要性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     

基于信息结构视角的网络论坛与股票市场之间信息传递关系研究

网络论坛与股票市场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对于研究市场信息效率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从论坛信息结构视角出发,研究两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结果表明论坛发帖量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信息传递关系：日内发帖量与日内收益率之间存在相互的波动溢出,且由日内发帖量向日内收益率的单向波动溢出显著;隔夜发帖量向次日日内收益率的单向波动溢出显著;仅存在隔夜收益率向日内发帖量的单向波动溢出。此外,网络论坛发帖量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的时变相关系数与情绪倾向变量正相关,与意见差异变量负相关。     

大宗商品价格与最优利率政策选择

首先建立开放经济下大宗商品价格和利率政策的理论模型,进而推导出央行利率政策最优反应函数,随后编制了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并使用VAR方法分析了利率和资产价格、通胀、产出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后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计算出了央行应对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时变反应系数。研究表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显著的影响产出,从而对利率政策的有效性提出挑战;在应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方面,央行可以根据最优利率政策反应方程中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反应系数,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有效调控。     

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基于EVT-Copula-Co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融合EVT-Copula模型和CoVaR模型的分析特点,构建了EVT-Copula-Co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股票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美国股票市场对英国、法国、日本、中国香港及中国股票市场均存在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平均风险溢出强度为56%,对中国上证指数的风险溢出强度最弱,但也高达33%。模型诊断和后验测试表明,该模型方法可以有效地对单个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进行衡量,有利于金融监管当局及时跟踪系统性风险的变化。     

地缘经济割裂是否改变了国际股票市场联动性?

在当前地缘经济割裂的背景下,国际股票市场的运行面临新的挑战和变数。为了深入探讨全球经济在资本市场是否呈现分化态势,文章采用ARMA-GJR-GARCH模型并结合广义Granger因果检验,对全球18个主要股票市场之间的信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测量信息溢出的传递方向和网络效率,旨在理解国际股票市场在当前环境下的联动性。研究结果显示,在地缘经济割裂的影响下,国际股票市场依然保持其特有的联动性。这种关联性呈现出传染性和依赖性两个维度,并且呈现多层面的特征。在均值溢出方面,亚洲股市对欧美股市的传染性较小,主要表现为依赖性;在方差溢出方面,美国股市仍然是金融风险传播的源头,而中国A股市场逐渐成为亚洲信息溢出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地缘经济割裂并没有改变这些关联性的基本格局。对于整体市场联系而言,国际股市之间的均值溢出效率和方差溢出效率存在着动态波动。这种波动不仅表现为长期的均值依赖性和危机时期短期的方差传染性,还呈现出均值溢出效率和方差溢出效率的周期性波动。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国际股票市场在地缘经济割裂背景下的韧性,同时也凸显了全球经济在金融市场上仍然相互依赖的事实。这些经验发现为制定投资策略、...     

美联储政策周期转换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境内外利率互换的视角

本文综合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Diebold&Yilmaz(2009,2012)构造的外溢指数(Spillover Index)以及DCC-GARCH模型,研究了2014年至2019年间银行间市场利率互换与离岸市场人民币无本金交割利率互换(NDIRS)间的报酬和波动溢出效应、动态条件相关关系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对该联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在岸利率互换市场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随着美联储2019年7月31日再次进入降息周期,其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在岸和离岸利率互换市场的波动溢出明显增强,对两市联动的影响主要通过中美利差的变动实现。在全球"超级宽松"潮下,我国应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动向,将中美利差控制在合理区间,严格监测债券市场和利率市场的流动性波动,避免海外货币政策变动和金融市场风险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FDI的内资企业溢出和市场选择效应分析——基于中国产业层面数据的检验

本文在Aitken and Harrison（1999）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定量检验我国的FDI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①结果显示：（1）我国FDI存在正的产业内溢出效应,但由于受其他产业FDI的抑制,FDI产业内溢出净效应有限;（2）FDI产业间溢出效应远大于产业内溢出净效应;（3）外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市场选择效果显著,但这种作用小于FDI的溢出效应;（4）开放度越高的产业外资溢出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影响越显著。     

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境内市场之间收益率及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年8月23日—2013年12月31日香港离岸可交割人民币外汇市场(CNH市场)和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CNY市场)的统计数据,采用二元VARBEKK-MVGARCH模型,实证研究了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境内市场收益率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当选择人民币汇率收盘价计算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收益率时,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境内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收益率溢出效应和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当选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收益率时,仅存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对境内市场的单向收益率溢出效应和人民币境内市场对离岸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     

股市波动对民间借贷的风险溢出效应：来自法院文书的证据

民间借贷长期脱离系统性金融监管,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风险源。本文利用约270万份法院判决文书构建民间借贷风险指标,检验了股票市场波动对民间借贷信用风险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收益显著影响了民间借贷的违约风险,投资者“认知偏误”和“风险偏好”是其中主要的影响机制;在股票市场收益率上升时期,更关注股票市场的城市出现更多高风险民间借贷融资活动;正规金融的可得性能显著缓解股票市场对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的影响。本文立足信用风险为民间借贷增加了新研究视角,为金融风险的跨市场溢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进而为高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     

数字货币与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选取2013 年4 月30 日至2020 年7 月10 日比特币、黄金、原油、美元、欧元、日元和人民币的日交易数据,基于DY2012 的溢出指数构建法,着重从动态角度刻画风险溢出的演化趋势,并结合国际政治、经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数字货币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路径及机制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数字货币与传统金融市场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在国际重大经济政治的影响下,数字货币对各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在特定时期具有相似趋势,传统金融市场对数字货币市场的风险溢出并不规律。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除人民币外的传统金融市场和数字货币市场的风险溢出指数均处于高位,且有可能持续下去。     

人民币境内外汇市场与境外衍生品市场间信息流动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MA(1)-GARCH(1,1)模型研究人民币境内外四个外汇市场间的信息流动关系,即境内即期市场、远期市场,境外NDF市场和期货市场间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从定价能力来看,NDF市场是人民币汇率的定价中心,即期市场渐渐发挥出价格发现功能,远期市场目前仍处于完全被动接受地位。从价格波动来看,市场间大都存在双向引导关系,任何一个市场都有可能成为波动源,引起其他市场汇率波动。境内外市场间的关联性增强,信息流动渠道并没有被阻断。     

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率分解及长期趋势研究

Campbell等（2001）为实证研究市场的长期趋势特征提出了市场波动率分解模型，其特点是将波动率按成因进行分解并且该分解不依赖于β系数。采用该模型，本文将我国股票市场1991至2004年的波动率实证分解为市场波动率、行业波动率和公司波动率。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三种波动率的长期变化趋势。与美国市场相比（美国市场1962至1997年间市场和行业波动率保持稳定而公司波动率增长了一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市场1991至2004年间市场、行业和公司波动率均存在显著的下降趋势；表现出了与国际市场不同的趋势特点；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股票市场在不断成熟、市场效率不断提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1998年后我国股票市场中市场波动率最大。公司波动率略小，而行业波动率则远小于前两者。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政策制定者和投资组合风险管理者提供宏观借鉴，我国投资风险管理的战略重点首先应对冲市场风险，其次分散公司风险。     

中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的风险溢出和联动效应:资本流动三阶段背景的研究

本文对资本净流入不同阶段下的中国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的风险溢出和联动效应采用 ECM-GARCH-BEKK 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而言,股指期货市场的波动具有更强的持续性,市场波动溢出效应最高,波动程度也最为明显,对市场的冲击最大,但是只有股票现货市场具有杠杆效应.在资本净流入不同阶段中,市场表现差异:资本净流入递增时资本市场风险波动溢出效应开始加剧,两市之间的风险联动也在加强,股票现货市场对两市的冲击最大.当资本净流入递减时,股市现货和期货市场的持续性增强,但是波动程度有所降低,市场表现出一定独立性.当资本外逃时,股票现货波动溢出效应最高,收益率振幅有所上升,市场处于自我修复过程中,但期货市场的波动对两市冲击最大.通过实证发现,股指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引导和套期保值功能,只是资本流动的变化会对资本市场起到一定差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