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的泛化与滥用

以“零”字打头的新词组频现媒体，似乎越叫越顺溜了，从“零距离”到“零差错99、66零缺陷”，从“零排放”到“零污染”、“零反弹”，从“零通胀”到“零磨擦”、“零容忍”……“零”冠词头，无非是形容“没有”、“不”、事情可靠、托底，但仔细推敲，又不是那么回事，感觉“零”字有被泛化、滥用之嫌。     

强化出口（供货）企业税务管理的若干思路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管理的重点在出口（供货）产品企业。强化出口（供货）企业税务管理，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关键在于：从“资格”入手，管理“源头”；从“政策”入手，管住“根本”；从“查验”入手，管住“起运”；从“税负”入手，管住“界线”，从“资金”入手，管住“经营”。     

“仁智合一”与“智德相分”及其利弊辩

在我国几千年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虽说不时溅起几朵“智德相分”思维浪花，然而．以“德”为本、以“智”为用，“仁智合一”、作用一源的儒学人格发展模式，在传统教育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却从未动摇过。从孔子“三达德”到盂子“仁且智”，从清代思想家戴震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一以贯之地承袭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摄“智”人“仁”、“智德合一”思想脉络。“智”以养一位”，“德”能显“智”；“智”及“仁”守，“德”失“智”亡。“德”是本、是体、是里，故曰：一仁者安仁”；“智”为末、为用、为表，故日：“智者利…     

论儒学史上的“中”“和”之境

“中”“和”是儒学中两个重要范畴。《中庸》首次赋予“中”“和”以道德本体属性，朱熹则建设了一个以“中”“和”体用为核心、以“二分”为原则的意义系统，已发未发、动静寂感等均被统摄于此系统下。刘宗周反其义而言之，以慎独为宗，主张存发一机、中和一性，再度贯通“中”“和”、体用、已发未发，使“中”“和”浑融一体。王夫之则重释“中”“和”、体用概念，把前人之“中”“和”均视为“体”，把“体”引发的道德实践与施行视为“用”。表面上，王夫之与前人只是“中”“和”体用观念的不同，而实际上，王夫之的“中和说”实为儒学内的自我解构。这种解构或可从一定角度显见宋明理学到清学的转型。     

孔子"中庸"思想的管理学义蕴

孔子“中庸”思想是通过“中”，“和”范畴显示事物对立面同一性，质量互变关节点（度）的辩证思维方法，其“和实生物”，“叩其两端”，“君子时中”，“和为贵”等思想，为孔子建立以“仁”和核心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方法论，具有时代性，孔子“中庸”思想对现代企业生产要素管理，经营环节管理，组织制度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等内在矛盾的认识和解决，同样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非常福利"与国有企业退出的安全性问题

基于国情原因，国有企业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福利保障”和“终身雇用”演变成“铁饭碗”劳动就业体制。由于“铁饭碗”割裂了“福利、保障”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工人可以凭借“铁饭碗”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当企业有机会结成“利益共同体”时，个人的“非常福利”意识和行为就可能转化为群体意识的“福利主义”，使国有企业衍生出谋求“非常福利”的行为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渐形成“分享格局”，致使“非常福利”的行为 倾向更趋严重，并构成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正反馈机制”，使“内部置换型”退出路径成为国有企业安全退出的较为切实可行的的选择。     

“鞋子院长”智赚百万

修鞋也能成为百万富翁，你相信吗？在深圳，一位名叫洪永世的打工者就一直坚信这一点，并构想如何把修鞋这种被人们认为“低贱”的行当做成一种事业。他费尽心思，几经“折腾”，终于想到这样一个绝招：把修鞋摊办成“鞋子医院”，帮顾客的鞋子“把脉”、”划价”，然后根据不同“症状”，送进“内科”、“外科”、“骨科”、“美容科”等各个科室治疗。[第一段]     

为人师者 育人为天职

为人师者育人为天职赵雪琳教师教书，须以“百人”为天职。从“教育”这个词可以看出，“教”和“育”是分不开的。“教”中有“育”，“育”寓于“教”。“教”是手段，“育”是目的。“教“必须落在“育”上；只教不育，教而无立。教育的核心就是塑造人，其根本宗旨是运...     

诗情画意说“月谜”

许多“月谜”的风格，平易，通俗，焕发出一种质补的平民气息。比如：“二月平”，打一“朋”字；“月与星相依，日和月共存”，打一“腥”字；“一对明月毫不残，落在山下左右站”，打一“崩”字；“掬水月在手”，打成语“掌上明珠”等等。     

全方位推进"汉味"商业文化研究

商业和商业文化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商业之于人类社会酌重要性自不待言。汉语中关于各行各业的概括分类，无论是古代的“士农工商”，还是现代的“工农兵学商”，“商”都赫然在列。而且，商业一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在现代是一个整体概念，但在古代，“城”与“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城”者，“以盛民也”（《说文解字》），是用来安置百姓的地方，包含城市的很多基础设施。而“市”者，“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做买卖，进行商业活动的地方。“市”与“城”共生并共同发展成为今天的现代城市。有“城”无“市”，不可想象，也绝无可能。我们都是“市”民，如果没有买卖，没有“买卖所之”的“市”，我等市民的衣食住行就无法得到保障。即便是在农村，人们也要有集市才能生存发展下去。《汉语大字典》中“市”有11个义项，其中7个与“买卖”和商业有关。     

刘晓光：谋定地产战国

地产大佬PK战接连不断，“暴涨”“豪赌”关键时刻，楼市调控再次催发紧张气氛，静观其变后，“老大哥”刘晓光有怎样的沉思与布局……… “3月暴涨论”让任志强成为了“涨佬”，被众媒体“炮轰”。“约赌”任志强，一句“愿以此赌结束中国房地产的忽悠时代，”郭建波也站到了风口浪尖。在劝说任志强要“沉住气”后不久潘石屹也被扣上“侵吞国有资产”的恶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以人为本”的异化及超越

坚持“以人为本”已是人们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恩政课”）教学工作的共识。实际上，一些教师为了所谓的“实效性”，在教学中异化“以人为本”。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实现四个转变，即教学活动由“异化”走向“本真”、师生关系由“相处”走向“相依”、教学方法由“预设”走向“生成”、教学评价由“甄别评比”走向“促进发展”。     

谈判中“扮猪打虎”策略的运用

谈判大师尼尔伦伯格说：“谈判是合作的利己主义。”保护自己，吃掉对方乃是“天经地义”，只不过在谈判中“吃”掉对方还要考虑“合作”的前提，这就不能不顾及对方的利益，不能“硬吃”，不能把对方“吃”得片甲不留，而要让对方被“吃”得既痛心又无可奈何，最后还要在协议上“心悦诚服”地签字，这种“吃”法，叫“智取”。在谈判中有一种“吃”掉对方的谋略叫“扮猪吃虎”，就是把自己装扮成貌似愚蠢、可怜、软弱的“猪”而却能不知不觉地吃掉对方貌似聪明、强大、气势汹汹的“虎”。     

老子哲学中的“道“与“名”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都把“道”和“名”作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老子哲学对“道”和“名”也有着深刻的探究。《老子》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把“道”和“名”并举。本文将重点分析老子哲学中的“道”和“名”，最后再对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     

固定资产对外投资会计处理之我见

现行会计实务中对投资转出的固定资产，作如下会计处理：按固定资产净值，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按该项固定资产已提的折旧，借记“累计折旧”科目，按该项固定资产已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借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按投出固定资产账面原价，贷记“固定资产”科目。按投出固定资产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交税金”等科目。按“固定资产清理”科目余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贷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笔认为上述处理欠妥。     

《红楼梦》第一人称代词用法分布计量考察

《红楼梦》前80回第一人称代词有“我”、“我们”、“我等”、“俺”、“俺们”、“吾”、“咱”、“咱们”等七个。这些第一人称代词在分布和用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我”、“我们”、“咱们”使用频率较高，尤其是“我”，竟占总用量的81.81%，而“吾”、“俺”、“咱”、“我等”、“俺们”则使用频率较低。除了“我”、“我们”、“咱们”的用法比较复杂外，其他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均显得比较单一。这些第一人称代词还可以连用，有的甚至还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     

如何转变纳税服务理念

转变纳税服务理念对纳税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十分重要。转变纳税服务理念应做到视“纳税为公民义务”向“纳税不仅是义务，更是公民权利”的转变，从“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到“纳税人自我课税”的转变，从“基本不相信纳税人”到“相信纳税人”的转变，从“纳税服务是职业道德”向“纳税服务是行政行为”转变，“以税务机关为中心”向“以纳税人为中心”的转变，“收入型”、“执法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英雄的底座——王安忆小说创作方法论

王安忆是一位有着自身独特创作理论的作家。“物质化”是其小说理论的核心，她认为小说那种创作的“科学性的、机械的、物质的”部分既是小说的“存在物”，也是一种理性的诉求，因此，片面主张“典型化”有失夸张和矫饰，应采取非典型化的“四不”手段。同时，它通过用小说“创造历史”的方法，“证明”了小说也是“创造世界的一种方法”，从而在“纪实”和“虚构”之间架起了想象的桥梁。     

上海大都市圈空间格局新探

上海通过优化“都市核”，做强“都市层”，提高自身能级，并进一步依托和发展“都市圈”、“都市群”，达到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而步入既“打造上海”又“带动周边”；既“发展周边”又“推动上海”的良性循环发展之路。[编者按]     

论中国增长悖论的深层原因

要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增长悖论”问题，必须解决更深层次的“激励机制”问题、“有效歧视”问题和“产业升级”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可以看作是对“结构调整论”的回应，不重视激励机制（特别是对官员的激励）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总是徘徊在调整阶段，丧失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有效歧视”问题可以看作是对“有效劳动需求论”的回应，不破除“有效歧视”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劳动供给。“产业升级”问题可以看作是对“技术进步论”的回应，一方面，没有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进步不是有效的技术进步，因为不能形成“扩散效应”和“拉动效应”；另一方面，达成共识的产业升级会造成“潮涌现象”，从而形成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