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型社会”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创新

“两型社会”是指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构建“两型社会”的背景下，高校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工作既存在机遇，又面临挑战。高校必须与时俱进，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形式、队伍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才能培养出适应“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合格人才。为“两型社会”的构建服务。     

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建设“两型”社会与发展低碳经济都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中的系统工程。通过分析它们在终极目标、内在要求、实施手段上的协同一致性,探索了符合建设“两型”社会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寻求了建设“两型”社会和低碳经济并轨发展的实现途径,并考究了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蓬勃发展的低碳经济。     

两型社会的价值解读及导向机制的建立

2007年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与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即“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这两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国家促进东中西互动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国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从价值哲学的视角来看,要取得“两型社会”的成功,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价值结构,促使“两型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主体建立合理的价值导向,在不同的价值维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形成合理的价值结构。     

以“两型”为指导推进新型工业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两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当前，我们正面临推进新型工业化与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大历史使命，     

企业环境行为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目前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两型社会”建设中，企业的环境行为绩效是一个关系到“两型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研究企业环境行为绩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进一步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以新加坡经验建设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下,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开采、大规模投资且经济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率先受到强烈冲击,使资源型城市不但经济增速下滑,还面临社会失稳、优质生产要素流失、生产要素闲置和政府治理失效等风险和挑战.资源型城市必须先下大力量建设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新常态”,并以此迎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加坡通过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为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为新加坡从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劳动力,为经济“新常态”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其建设高水平社会治理“新常态”的经验和做法,对我国资源型城市建设社会治理“新常态”,为经济“新常态”提供保障和动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尤其是辽宁的资源型城市,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积极建设社会治理“新常态”,用高水平的社会治理“新常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推动经济“新常态”健康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中实现转型发展.     

让创新定格在“两型”的旗帜上——株洲国家高新区打造“两型”园区探索纪实

打造“两型”园区是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几年，作为湖南省“两型”社会重点建设的五个核心示范区之一，株洲高新区秉承“两型”理念，加快改革创新，大胆先行先试，着力将栗雨工业园建设成“两型”示范园区。目前，栗雨工业园基础设施基本完善，“两型”产业已具规模．园区环境优美宜人。     

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路径研究

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作为资源依托型和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具有绿色环保产业的特征,天然契合了“两型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因此,文章系统地分析了“两型社会”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全面剖析了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了武汉城市圈旅游业发展的路径。     

发展“绿色金融”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此，我们应高度重视金融的作用，尤其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对于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以及建立“两型社会”的促进作用。     

构建利水型社会

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思想，利水型社会源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水的利用对水造成伤害的现实，基于传统思想和现实的需求，其成长具有深厚的“土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何处理好人与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社会福祉，更关系到经济的持续繁荣和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因此，处理好人与水的关系至关重要，构建“利水型社会”是人水和谐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农村“漂族老人”的城市社会适应过程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J小区为例

研究选取南京市江宁区J小区25名“漂族老人”为研究对象,利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漂族老人”的城市社会适应状态及过程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差异性,其适应过程主要呈现4种类型：U型、J型、L型和水平线型。同时,“漂族老人”在城市社会适应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问题,应通过“漂族老人”自身、家庭、社工、社区及政府的共同努力来维持并增进“漂族老人”的城市社会适应性。     

长株潭城市群之——长沙

长沙大河西：“两型”中果敢先行 在长沙，一系列“两型社会”建设的动作迅速在这块热土铺开。长沙在湘江西岸划定一个圈：经由岳麓区、高新区直抵望城、宁乡腹地的1200平方公里土地成为探索“两型社会”改革路径先行先试区。2008年6月10日，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挂牌成立，率先起步迈向“两型”社会。     

积极创新，持续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2007年12月，武汉城市圈获批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两型社会”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贫困型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及规范研究

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在旅游活动介入之后,必然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和异化。制约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动因主要在于外界旅游流对旅游地的静态平衡系统产生冲击和干扰,分析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必须从构成“流”的要素入手。对贫困型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规范,必须从引发系统变迁的各种“流”的因素来分析实施,主要加强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居民等方面的规范作用,以“流”制“流”。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有诸多显著优势，推进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意义重大。应着力发展“两型”产业，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着力节能减排和科技发展，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面向武汉城市圈的湖北独立学院就业指导模式构建

本文针对当前湖北省“两型社会”建设的现状，以及独立学院学生在就业中面临的现状，结合二者，提出“两型社会”的建设总体上对就业是有利的．同时也认识到独立学院学生自身的不足，提出在“两型社会”建设下采取合理的措施，以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的就业率。     

两型社会建设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两型”社会建设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从经济、法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建设“两型”社会的政策机制。     

注入“两型社会”建设的政策特质，拉伸科技型企业产业链

长期以来,中国在高投入、高排放、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格局下,经济增长中外延式的增长贡献率远大于内涵式增长贡献率。以资源消耗、劳动密集为主的经济类型比重大于以科技创新、技术知识集约为主的新经济类型,全国GDP的增长相当一部分是以廉价要素投入及环境牺牲为代价的。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逐步认识到,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再创佳绩,必须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致力于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少、附加值高的新型产业的发展,增强国际综合竞争实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建设“两型社会”的目标,同时设立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旨在为“两型社会”建设积累经验。实践表明,“两型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尤其离不开“两型”产业的健康发展。科技创新则是“两型”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必须依托科技创新,通过延伸科技型企业产业链,大力发展“两型”产业,进而加快区域“两型社会”建设进程,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大投资、大交通、大产业,构造中部崛起核心发展区——武汉城市圈全面提速

2003年11月8日,湖北省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打造武汉城市圈;2004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2008年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批同意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方案……     

“国家与社会”在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实践形态——基于云南“孟连事件”的分析

通过对云南“孟连事件”——这一因胶农与橡胶公司之间的经济利益纠纷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笔者发现该事件折射出当前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亟待改进的弊端,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间的严重不平衡,而导致该弊端产生的根源则在于“压力型体制”。所以,改革现行的“压力型体制”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和艰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