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资源要素 推进乡村振兴

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一项管长远、管根本、管全局的改革任务。积极稳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于进一步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激活乡村发展的资源要素、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切实保障和发展农民合法权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江苏省作为全国三个整省推进省份之一,聚焦清产核资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大力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力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农民增收致富。在改革进程中,全省上下积极推进,探索并积累了一大     

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与政策研究（二）

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与政策研究（二）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研究课题组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类型及其特征目前，农村股份合作制发展精彩纷呈，多种多样，但可以找到的一个共同点是，这种企业形态基本上是在农民股份合作企业、乡村集体企业、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     

创新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发展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更为持久的动力，在政策层面，加大政策供给力度以及实现有效供给至关重要。结合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权责不明、动力不强、创新不足的关键问题，应赋予农村产权制度新内涵，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同时吸纳更多的优秀农民主体参与其中，建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四大障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改革,动因是工业化、城市化推进中农民失去土地保障和集体迅速增加的货币资产,根源是集体资产产权模糊和村干部对资产的集权管理,外力是成功的乡村集体企业股份制改革经验和不断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结果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在集体土地被征用,土地资产基本转为货币资产的一些地方,大胆进行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改革。集体土地被部分征用或没有被征用的部分地方,也作了改革探索和尝试。浙江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改革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集中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发展速度不快、进展不均。究其原因主要存在法律政策、制度安排、思想认识、机制建设四大障碍。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不仅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民股份合作制,要使农民对集体资产拥有更多的财产权利。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的作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由此,当前农村改革的重点就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调动农民积极性。     

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农户参与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博弈论视角

[目的]探寻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的参与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农户有效参与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提供借鉴。[方法]文章通过构建农户和地方政府的完全信息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对农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阶段的农户参与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水平在0.0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且回归系数为正;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地块面积以及地块数量等4个因素中仅有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表现出对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以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参与程度具有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在1%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说明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参与程度;农村是否成立农村合作组织和地方政府部门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的程度等因素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个因素均以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说明成立农村合作组织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规划设计阶段的程度。[结论]农户参与农地整治规划设计阶段的参与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与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农户对已实施农地整治项目的满意程度、村庄是否成立农民合作组织以及地方政府部门是否鼓励农户参与农地整治项目等因素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焦作市培育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的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更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增加农民收入,巩固乡村振兴现有成果。基于焦作市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培育壮大焦作市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模式及路径

2019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取得重要进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共同体和乡村资源配置的基本单元，通过农民再组织化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发挥着重塑农民主体性和再造乡村价值的不可替代作用。本文着重阐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征和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并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产业开发中的成功范例，揭示其产业发展模式，分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嵌入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最后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发展约束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从农民自组织层面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丰富乡村产业振兴的解决方案。     

锻造监管“全链条” 全力护航乡村振兴——闵行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创新探索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物质基础,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闵行区紧抓“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坚持以组织规范化、管理制度化、运行阳光化、监督智能化为工作目标,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完善集体“三资”监管体系,为促进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保驾护航”。     

基于LASSO方法的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影响因素探究

[目的]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其食物消费和膳食结构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四川省是我国西部农业大省,其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和膳食结构在中国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分析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改善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和推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抽样,选取四川省3市3县(区)156个农户,开展食物消费支出及营养认知问卷调研,采用LASSO方法对调研结果进行回归,筛选出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关键因素。[结果]在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中,家庭食物营养决策人的营养态度、家庭收入和决策人年龄与家庭食物消费支出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决策人的营养态度相关系数最大,达到0.886,家庭收入和决策人年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43和0.011;而在家就餐人数与食物消费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0。[结论]影响四川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主要有决策人的营养态度、家庭收入、在家就餐人数和决策人年龄;其中,决策人的营养态度是四川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因素,且存在正相关,即决策人营养认知水平高对农村居民膳食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也表明营养知识宣传及消费引导的重要性。     

四川省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与路径分析

［目的］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做出的战略抉择。以实例为基础，深入研究实施乡村振兴中的目标、重点、实现路径等，有助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方法］文章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实地调研情况，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目标、重点及战略路径。［结果］四川省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差距较大，主要制约因素有土地细碎化、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乡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多层次人才匮乏和治理能力面临挑战等。［结论］明确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要以涉农产业蓬勃发展、生态环境根本改善、文明乡风基本形成、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和生活富足为目标，以衰退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以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核心，以村庄整治和宜居乡村建设为突破口，以贫困人口同步小康为关键，以激活土地要素为措施，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抓手，通过“融合”“绿色”“善治”“人文”“差异”和“激活”六大战略路径实现乡村振兴。     

政府支持方式与农民创业类型——基于四川省典型地区的分析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创业成为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途径和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研究影响政府对农民创业类型支持方式的核心因素有助于给予农民创业者在选择创业类型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文章利用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四川省8市34县(区) 2 778份农民创业者调查数据,根据三产类型将创业类型分为3类,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计量经济模型探索影响政府对农民创业类型支持方式的核心因素。[结果]农民创业类型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三产业相对较少。其中,以第一产业"种植业""养殖业"为创业类型的农户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5.85%和34.99%,而以第三产业"互联网电商""创意、文化、教育类"为创业类型的农户分别仅占样本总量的5.18%和4.54%。[结论]政府对于在第一产业领域内的农民创业类型更倾向于培训支持和政策支持,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领域内的农民创业类型更倾向于资金支持。     

基于改进TOPSIS法的乡村振兴评价及地区比较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是破解"三农"难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农民富裕的治本之策。而实现乡村振兴,农村繁荣,首先需要使用科学的方法对昆明市乡村振兴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并纵向与云南省和全国进行比较,通过科学测度和比较,充分了解当前各个目标任务的实现程度及差距,以便为指导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提供依据。[方法]文章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选取22个细化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TOPSIS法对昆明市、云南省和国家2016―2022年(共6年,无2021年预测值)的乡村振兴程度进行定量测度和比较。[结果]从综合贴近度来看,昆明市各年的综合贴近度均高于云南省和全国;根据平均增长法测度的云南省综合贴近度高于全国,但现实情况是云南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当前云南省还应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否则可能实现不了2022年的目标。[结论]昆明市乡村振兴发展态势较好,部分二级指标贴近度的现实值超过了目标值,但要进入全国前列还需努力;云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滞后,需加快推进力度以带动昆明市的进一步发展。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受益农户付费行为分析基于东江源水源地的农户调查

目的 分析水源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的农户参与及付费行为。方法 文章运用单边界加支付卡式的改进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以东江源水源地500户农户调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户付费行为差异及关键因素。结果 （1）不同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下样本农户同意进入付费情景的概率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但差距不大;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8.55元/（月·户）,接入村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4.42元/（月·户）,采用农户分散处理模式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5.63元/（月·户）。（2）村集体的参与、农户对水环境的感知变量均对农户付费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在第一阶段中区县变量、河流水质变化的感知、河流水质变化与污水处理关系认知、是否是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覆盖村、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变量通过了显著检验,是影响受益农户是否同意付费的关键因素;在第二阶段中区县变量、本村生活污水处理治理成效满意度、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受益农户支付水平的关键因素。结论 应建立县级可持续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机制,明确污水处理设施管护责任主体,划分各主体职责,可探索推行受益农户适当缴费或出工等生活污水治理管护方式,提高农户自觉参与设施管护的积极性,加强农民对环境感知及认知教育,提升农户对水环境保护的认知水平。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农业雇工现状与特征简析

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进入城市逐步形成空心化,与农忙时节的农村劳动力供给不足形成鲜明矛盾。文章在对广东省阳东县大沟镇、河南省原阳县葛埠口乡葛庄村以及四川省西充县黄竹坝村等地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2014年4月社会资源研究所发布的关于中国农业雇工现状的报告,从对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农业雇工现状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存在雇工难、雇工费用上涨等现象,接着对这种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失地农民数量增加及农民观念的转变,并通过文献研究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空心化背景下农业雇工的特征即:农村空心化使农业雇工具有技能水平低、年龄性别失衡、易季节性失业、权益难以保障、工作成本高等特征,最后从加强业务培训、细化生产环节、加强社会保障3个方面提出建议以保障空心化背景下农业雇工的健康发展。     

从城乡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看农村改革路向

[目的]"城市病"与"乡村病"既是城市与乡村各自发展过程出现问题的表现,又是城乡发展长期不平衡累积的结果。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个战略统筹推进的视角出发,探究农村改革的重点路向。[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计算二者各自的综合指数,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评价了现阶段我国城乡耦合协调度。[结果]从理论分析看,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理论上"耦合"的可行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处于"区域分异"状态、发展任务艰巨且要求分区域精准施策;目前我国城乡耦合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级,70%的地区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亟待通过外力干预逆转。[结论]"治好城乡两种病"不但要靠城乡自身的"内生性"发展,又需要"外源性"动力推进。从改革路向看,要结合农村实际实施差异化改革路径。并紧扣农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针对性地破解发展难题。存在生态及自然资源优势的后发地区,应改革产业培育方向,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改革重点应放在调整城乡分工与利益分配上;要改革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为城市资本下乡打开通道,使城乡融合由"离散型"转向"连续型";坚决破除"小农经济"思维模式禁锢,改革我国农业运作模式,把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作为着力点。     

资源禀赋对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

目的 国家高度重视东北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问题，明晰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影响因素是用好养好黑土地的重要议题。文章旨在探讨资源禀赋对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的影响，从资源禀赋视角推动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方法 基于黑龙江省兰西县312份经营农户调研数据，运用二元及多元有序Logistics模型，探究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及信息资源等资源禀赋对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影响。结果 农户是否采用黑土地保护技术受人力资源禀赋（黑土地保护责任义务认知、黑土地保护收益预期），自然资源禀赋（自有承包地面积、是否签订承包合同、是否转入黑土地、经营黑土地细碎化程度），经济资源禀赋（农业收入、家庭总收入），社会资源禀赋（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参与土地托管）和信息资源禀赋（政府是否宣传黑土地保护政策、是否为中心村）的显著正向影响；上述因素除黑土地保护收益预期、自有承包地面积、是否转入黑土地、经营黑土地细碎化程度、农业收入、是否为中心村外均对农户黑土地保护技术采纳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 为更好地推动农户黑土地保护行为，应强化农户黑土地保护“责、权、利”认识，提高农业收益预期；进一步稳定承包权，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因地制宜发展黑土区特色产业，切实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支持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推进黑土地保护工程；发挥中心村信息资源优势，多渠道开展黑土地保护政策宣传。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基于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的青海省乡村振兴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我国发展趋势和应对我国发展难题所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我国乃至全球“三农”发展进程中都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通过对青海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进行测度，找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以期为青海农村全面发展提供决策思路，也为欠发达地区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五大振兴”维度，构建了3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青海省乡村振兴实施成效运用改进熵值TOPSIS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测评，找出青海省乡村振兴与理想状态整体拟合程度；并用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因子进行分析，找到制约农村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 （1）青海省乡村振兴灰色关联贴进度为0.425，处于中级阶段；各地区之间乡村振兴发展不平衡，各准则指标的灰色关联贴进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兴。（2）乡村振兴主要障碍因子有：规模农业经营户比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流转草场面积比重、通天然气村比重、有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比重、农民参加农民合作社和劳动力转移户数比重。结论 青海省乡村振兴发展相对较好，但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性，为了更好地促进乡村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必须从建立现代化农牧业产业集群、改善农牧区就业环境和强化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入手，从根本上完善乡村的全面振兴。     

韩国乡村振兴地域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的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劳动力缺失、耕地效益低下等问题的出现,有效保护耕地和提高耕地利用率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方法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总结韩国乡村振兴地域制度建立的背景、主要框架和运行成效,提出对我国的启示。结果 为加强对农田的保护和利用,20世纪90年代韩国实施了农业振兴地域制度。该制度将农业振兴地域划分为农业振兴区和农业保护区,推行农业支援政策、实行人才培养和完善基础建设等一系列举措,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保护耕地、保护农民权益等方面成效显著。结论 通过分析韩国农业振兴地域制度发展的经验,从健全法律体系、粮食主产区内划分现代农业重点区、实行粮食主产区的差异补贴政策、重视农业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提出适合我国地区发展的农业振兴策略,以期为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