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城市人才流失的宏观环境因素分析——基于全国56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从影响城市人才流失的宏观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选取了经济规模指数、收入水平指数、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环境竞争力指数和投资竞争力指数等宏观因素指标,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其中经济规模指数与收入水平指数对人才竞争力的影响最显著,因此在兼顾其他因素的基础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人们收入水平是解决当前城市人才流失问题的关键。     

排污费、环保补助与中国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来自中国30个省份的经验数据

运用基于SBM的网络DEA方法将污染物治理纳入工业企业环境效率测算,测度了2003~2010年中国30个省份整体环境效率及生产、治理两阶段的环境效率,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对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具有负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环保补助却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环保补助对其积极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负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环保补助更显著地提高了生产阶段的环境效率;西部地区排污费对工业两阶段环境效率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而环保补助对其积极影响则源于提高治理阶段环境效率。     

新安江生态补偿环境经济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

以新安江生态补偿为自然实验,基于2006—2020年黄山市和杭州市以及与之接壤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地探究了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环境经济效应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新安江生态补偿对流域环境改善存在积极影响,且影响强度随政策实施周期推进逐渐降低;而对流域经济发展无明显作用,但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抑制了上游的经济发展而促进了下游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根据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新安江生态补偿通过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就业人数而对流域上下游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影响。综上,尽管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果,但并未实现流域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其对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仍是现阶段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短板。     

西部资源型企业生态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相比其他类型的企业,资源型企业的经营发展消耗更多的资源,发展的负外部性更大。西部地区资源富集,聚集了大量资源型企业,但西部是我国的生态屏障,且很多地区生态极为脆弱,西部资源型企业更应实施生态行为,实现与环境的共融。以西部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发现,西部资源型企业生态行为状况较差,而公司规模是影响该类企业生态行为的重要因素,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环境污染与区域经济竞争力互动关系的研究 ——基于西部地区面板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4-2016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估计模型,实证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存在交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的特征。②环境污染与经济竞争力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方差分解结果表明,经济竞争力对环境污染变动的贡献度较大,而环境污染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较小,说明西部地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是以加剧环境污染为代价,而环境污染并不是阻碍经济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应注重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贸易与环境、区域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环境规制水平,降低污染排放,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     

京津冀地区环境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考虑资源环境因素,运用超效率DEA方法测度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2003~2013年的环境效率值,接着利用Malmquist指数对环境效率进行了动态研究,最后通过面板数据Tobit模型分析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整体环境效率水平不高,有逐步变好的趋势,但增长幅度较小;技术进步是阻碍环境效率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人均收入、人口密度、生产技术水平对环境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而产业结构、引进外资水平、人均道路面积、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云南高原楚雄市城市发展规模与城市热岛效应关系分析

选取城市发展规模要素的指标,运用相关分析法,系统分析楚雄市1990～2009年期间城市规模的发展对其城市热岛强度的影响关系,发现建成区面积、非农业人口与城市热岛效应关系密切。再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计算城市发展规模综合指数,建立楚雄市城市发展规模与城市热岛强度的变化趋势图,发现近年来楚雄年热岛强度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逐年上升,建议通过树立新的城市发展观、搞好城市生态规划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改善楚雄"城市热岛效应"的负面影响。     

中国省际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运用基于DEA理论考虑规模收益的BCC模型计算出我国大陆30个省份2014年的环境效率,并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对环境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挖掘影响环境效率的关键因素,并从效率视角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呈倒"U"型曲线,这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含义正好相反。同时研究发现图书馆数量、节能环保预算支出、农村现金消费支出以及外商投资总额对环境效率有正面影响,而固定资本投资、城市现金消费支出、煤炭储量、石油储量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对环境效率有负面影响。     

中国西部地区旅游规模分析

运用区域规模差异的相关指标和城市地理学中的首位分布理论,研究1997—2008年间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入境和国内旅游规模差异与分布规律。研究发现:①西部地区12省市区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且其不平衡格局相对稳定;②入境旅游规模首位分布特征不明显,国内旅游规模首位分布特征显著;③四川省、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是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势头最好的省份,内蒙古自治区是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后起之秀,陕西省旅游强省地位式微,重庆市的旅游地位与其直辖市的城市地位不相匹配。最后提出三点启示,对制定"西部大旅游圈"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研究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本文运用各地区人口流动2002～200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城市化水平模型的估计,发现经济发展仍然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而人口数量对东、中部地区产生了规模不经济,对西部地区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并且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中国城市专利规模与知识宽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专利规模和知识宽度是衡量创新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文章基于带有精准地理位置的专利数据，综合运用重心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刻画2006—2016年中国城市专利规模与知识宽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专利规模和知识宽度的时序变化与经济发展环境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专利规模增速下降和2013年开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专利知识宽度的提升。(2)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布呈现进一步集聚态势，且城市间差距不断扩大。专利规模和知识宽度受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重心轨迹整体上呈现向西和向南变动的趋势。(3)城市专利规模受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的共同影响，而专利特征则是影响专利知识宽度的关键因素，专利知识宽度随着专利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4)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环境对专利规模影响显著，但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作用机制不明显。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区域差异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研究

生态创新作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影响的机制和条件尚存争议,且地理学视角对该问题的关注较少。运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和生态创新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其他地区多表现为抑制或不相关;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和生态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等因素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跨越这些门槛时,"波特假说"才能成立。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分析

采用Baker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CPI均产生了短期的负向作用.通过分区域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而对西部地区消费与CPI的影响更大.政策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投资的短期影响较显著,而对西部地区投资的长期影响较显著.该结论表明,政府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区域效应.     

国际贸易与人口健康:基于多种环境指标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及分区域视角探究国际贸易与居民健康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衡量中介变量的影响效果,基于多种环境指标分析国际贸易是否加重了中国环境污染程度并对居民健康造成了损害。通过对于整体及区域的分析,研究发现贸易与污染及居民健康之间存在作用关系,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方向的影响,并通过不同的污染物种类形成传导路径。从整体角度来说,出口贸易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东部及中部地区进口活动越活跃,对于居民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西部地区出口活动则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着正向影响关系。     

FDI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1998-2011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FDI不仅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区位分布与竞争不平衡特征,在特定的西部地区内部也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与区位分布不平衡。进一步,本文采用西部地区11省份1998-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地区规模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外资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变量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虽然具有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当前和未来西部地区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制度型开放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内要素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其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城市经济效率呈现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没有产生虹吸效应，并未对本省其他城市的经济效率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不是通过存量资源再配置产生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净增长效应。未来我国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体系；提高政府效率，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成果；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成果的推广与扩散。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本文研究了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全国和地区人均经济增长率以及对地区经济收敛性的影响效应.通过对截面数据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不存在绝对B收敛,但有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初期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健康人力资本对产出的效应要高于教育人力资本;东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在中西部地区影响显著,东部地区由于人口老龄化因素,健康人力资本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经济收敛速度较快,且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助于西部实现对东部地区经济的赶超.     

中国环保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分区域省份数据的面板回归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针对环保投资与城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三项环保投资在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层面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但是对东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各区域城镇化水平均呈现负的影响作用;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于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全国的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对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影响均为负。     

服务外包产业投入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超效率DEA-Tobit模型对中国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软件外包承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DEA模型分析显示示范城市存在规模偏小、管理水平低及人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等问题.通过Tobit回归模型发现人才竞争力、科技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是影响承接效率的三个因素,资本获得便利性、经济开放程度以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竞争力对其影响不显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中国接包业务的低端化,人才竞争力已经成为影响效率的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