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DI视角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2000-2013年中国31省际的静态面板计量模型,研究了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发现社会固定资本投资、FDI对GDP是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作用,但是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不显著。FDI的增加会促使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即带来技术的进步,FDI与基础设施的综合效应是为正的但是不显著,这表明FDI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间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应该进一步建设基础设施,为吸引外资的流入提供保障。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式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绿色和开放发展理念已成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主题。利用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并采用3SLS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FDI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地方政府过度引资竞争弱化了FDI的增长效应;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即FDI流入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长期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左侧,经济增长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VAR模型框架下外商直接投资时滞效应的动态分析

本文分析并确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利用VAR模型从实证角度对这种促进作用在传导过程中的时滞效应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显示：首先，FDI可以通过资本形成、贸易创造、产业联系、技术外溢、产业结构和制度变迁六条途径促进经济增长，但其直接、间接效应的发挥需要东道国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其内生基础；其次，在不同途径上FDI的促进作用时滞期不同，FDI对我国经济的综合影响大致在其进入后的第五年表现最为显著。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人们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理论的实现需要有一个前提,即东道国必须有一个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文章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特别是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建立包括GDP、FDI以及交叉项的VAR模型进行研究。特别是,交叉项等于FDI乘以金融发展指标,引入该因子解释了由金融业发展所影响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且选取了两个可以代表中国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因素: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在银行部门中,FDI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而在股票市场中,FDI和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没有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FDI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防范"贫困化增长"的FDI甄别机制与评价指数的构建——论我国引资政策的合理设计

本文在拓展"贫困化增长"概念的基础上,以"委托—代理"理论为依托,建立防范"贫困化增长"的FDI甄别机制理论模型,并通过构造我国综合福利指数和"FDI福利条件",提出了外资政策制定应该以FDI对本国福利的影响为出发点,设计合理选资政策的建议。同时,进一步指出了制定正确的引资政策、引进综合效应的FDI是我国政府增强本国福利的一个重要途径。     

FDI资本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分析

文章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个主要方面入手,分析了FDI资本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FDI资本形成效应能够通过促进资金要素的持续稳定地供给影响当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通过促进有效要素比例调整和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当地增长效率的提升,通过对知识、技术等影响远期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培育对当地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作用。同时,FDI资本冲击效应也给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收支结构脆弱和金融动荡等不稳定因素。     

出口、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研究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额与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长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连续负增长,经济增速也呈现明显放缓趋势。基于2008年1月至2013年6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出口、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十分有限,但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会对出口和FDI产生积极影响,且出口和FDI之间存在明显相互促进作用。     

FDI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和浙江的数据

从对湖南和浙江的时间序列数据计量结果看,两省的本期FDI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本期GDP对FDI均有着显著影响。从计量结果看,浙江和湖南的FDI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湖南不如浙江显著;浙江和湖南的经济增长对FDI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两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GDP也是FDI增长的原因,二者构成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VAR模型

我国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中对FDI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为了更深入地探究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通过对1985～2015年共30年间的数据进行选取,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在时间序列基础上进行经济增长和FDI两个变量的动态计量分析。分析结果指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经济增长等方面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侧面说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施行的"引进来"政策的有效性,也证实了今后要继续坚定地扩大开放程度,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全球竞争需要更宽广、更深刻的实践。     

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传播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本文利用省际数据,引入空间回归方法,包括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首先估计了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再进一步引入二阶段回归模型,加入空间依赖性,来估计人力资本通过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本文的主要实证发现包括,从业人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与省域技术创新活动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不明显。     

经济转型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

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本文对1985年-2010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总量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与国内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都是GDP的格兰杰原因,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国内资本,并且FDI与国内资本还存在相互挤入效应。     

浅析FDI与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关系

FDI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增长,然而FDI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本文首先对FDI影响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就东、西部差距扩大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利用FDI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措施,以期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使我国经济能够得到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湖北省引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FDI主要通过短期需求拉动和长期均衡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于湖北省经济近年来取得了较大发展,使得长期需求拉动的作用比较明显,FDI的外溢效应得到有效发挥。     

江苏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基于1985-2006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相关理论,利用1985年到2006年江苏省各年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江苏省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仅1992年到2006年这一区间内江苏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关系,且经济增长对FDI的吸引力大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住房泡沫与城市人口增长

住房泡沫给家庭经济活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了巨大挑战,改变着家庭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流动规模.本文在索罗增长模型基础上构筑了住房泡沫与城市人口增长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住房泡沫变化对家庭生育和迁移决策的动态影响机制发现:住房泡沫对人口增长的直接影响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住房泡沫从抚养成本和家庭收入两个方面改变家庭净抚养人口数,进而间接影响人口增长率;住房泡沫通过驱动资本增长率,调整产业间劳动力配置,间接使人口增长率随资本增长率的增加而减少.     

外来资本、私人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各种不同经济类型的资本对长期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不同,目前学术界的注意力普遍集中在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与否及其跨国验证,然而关于中国的外来资本和私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尚鲜有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参考了国际上近年来针对FDI技术外溢提出的"吸收能力"概念,通过较为翔实的文献考证及严密的理论分析后,选取各地区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研发能力、基础设施水平、金融中介深度五个变量作为影响外资与私人资本相对优劣的因素。针对中国6个地区1994~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全部外来资本与私人资本的比较中,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基础设施水平、金融中介深度均与外国资本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后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促进了私人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因素只有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研发能力和金融中介深度对私人资本的贡献没有显著影响。最后,笔者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了政策建议。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联立方程的实证研究

由于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存在,文章首先检验了FDI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此基础上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对象建立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FDI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相关变量条件下,FDI和经济增长呈现互相促进的现象;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则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     

吉林省FDI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

本文结合吉林省1985年至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吉林省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结论证明吉林省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了吉林省FDI的增加能够引起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