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乡村发展水平时空变化及其主导因素分析

[目的]不同区域的乡村因自然禀赋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呈现出异构的变化脉络和发展态势。掌握其影响因素及时空变化情况,有益于探寻因地制宜的乡村发展对策。[方法]文章以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表征乡村发展水平,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模型解析影响县域乡村发展要素的主导因素,分析其时序变化和影响区域分布。[结果]（1）陕西省乡村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该特征随时间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各要素影响力排序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靠前5个因素保持一致;（3）目前乡村发展尚未克服地形因素的阻碍,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的差异可能继续影响乡村的发展,县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成为乡村发展差异的主要矛盾;（4）不同地区所受的主导要素不同。[结论]加强县区自身经济发展、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以及发挥乡村的能动作用并努力提升乡村劳动力质量水平,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尤其重要。陕西省各区域乡村发展限制条件有所差异,陕北地区应当注重人力资本的发展,加大教育投资或许是其发展之路;关中地区地区经济总体较好,应当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陕南地区利用其生物与旅游资源的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促进乡村发展。     

论村级负债的区域差异——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

学界与政策部门往往从地方政府积极性的差异，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本文以村级债务的区域差异为例，试图从农村社会内部的差异：其中之一即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差异的角度，来解释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本文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而且借公开发表的关于全国及地区村级债务报告的数据，检验了从农民行动单位视角解释村级债务区域差异的有效性。     

基于多元影响效应的北方7省花海旅游区域差异分析

[目的]通过分析花海旅游的多元影响效应,比较北方7省花海旅游的区域差异,以期实现花海旅游区域发展的均衡性与可持续性。[方法]以北方7省典型花海旅游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区域差异评价指标进行筛选,构建花海旅游区域差异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级计算权重值及聚类分析法对7省区花海景观进行综合排序。[结果]聚类分析表明, 5个系统指标23个影响指标中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等综合指标影响效果依次递减,表现为区域旅游收入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文化资源总量等方面,将7个省区划分为3类地区,其优劣排序为一类地区二类地区三类地区。[结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占GDP比重、人均GDP水平、政府经济投入力度及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是影响花海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北方7省花海旅游区域差异较大,基本态势为偏东部地区花海旅游综合实力较好。     

西藏高原县域尺度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以白朗县为例

[目的]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客观了解西藏高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探讨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素,为高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白朗县为典型县域案例,从农业生产、农业资源、农业环境、农业生态和农民生活五方面,选取17个指标系统构建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基于统计数据、遥感数据和调研数据评价2016—2020年白朗县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影响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驱动因素。[结果]（1）2016—2020年白朗县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16年的0.102 7提高到了2020年的0.233 9,增长约2.28倍。其中,农业生产、农业环境和农民生活水平逐年提升,但农业资源水平2018年后却持续下降。（2）多元回归模型分析驱动因素表明农林水事务性支出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负效应（P<0.001）,随着农林水事务性支出的降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会提高。[结论]白朗县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方面贡献较大,但农业资源方面仍是绿色发展的短板,因此今后白朗县农业绿色发...     

淮安市乡村旅游驱动力及其互融发展水平测度

[目的]淮安市乡村旅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动力学的角度探索乡村旅游的动力机制,对提高淮安市乡村旅游的发展效益具有重大意义。[方法]文章利用相关性分析法对淮安市乡村旅游驱动力进行分析,找到乡村旅游的驱动因素。在分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用层次分析法对农业、工业和旅游业的互融发展水平进行估测,了解淮安市产业融合的发展水平。[结果]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旅游业总收入与12个指标都具有显著和极显著的相关性。其中,旅游业总收入与空气质量优良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相关指数为-0.707,与其他指标间的相关指数都为正值,说明除空气质量优良率外的11个指标对淮安市乡村旅游都具有驱动作用。层次分析法结果表明,淮安市旅游业发展水平和农业发展水平的权重最高,分别为0.353 7和0.326 5,产业融合水平较低(0.199 0),工业发展水平最低(0.120 8)。[结论]淮安市农业发展较平稳,旅游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水平,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弱,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今后,应该注重旅游业与农业、工业的协调发展,协调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实现淮安市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定量评估乡村振兴5个维度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中国各地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指数进行定量测度,并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直观展现了各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指数空间分异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1)对于5个维度各自的发展水平、综合发展指数、协调度,其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而对于耦合度,其高值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2)基于协调度划分标准,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类型进行了划分,其中濒临失调型地区5个、勉强协调型地区19个、初级协调型地区3个、中级协调型地区4个,总体来看,中国乡村振兴协调度指数偏低。(3)基于地理探测器结果表明,中国乡村振兴协调指数的空间分异性是由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均GDP是影响其空间分异性的核心因素。[结论]推进乡村振兴发展既需要顶层制度的设计,也需要区域政策的创新,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过程中,要注意空间布局的优化,同时还要关注各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好5个维度的长期稳定协调发展;逐步降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同时加大政府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县域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以广东德庆县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尺度的评价指标较为缺乏,构建县域层面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为丰富乡村振兴评价提供参考借鉴。[方法]研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主要考核指标,尝试性构建了县域层面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包括5个二级指标与34个三级指标,采取熵值法评价了2009—2017年德庆县乡村发展现状水平,并根据县域乡村振兴规划目标测算了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值。[结果]2009—2017年德庆县乡村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综合得分在0.06～0.1。该期间乡村发展表现为两个特征:2009—2013年乡村发展指数年均增速5.5%,增长平稳; 2014—2017年乡村发展指数年均增速4.6%,增长放缓。同时,对标2018—2022年县域乡村振兴规划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速度。从乡村振兴各维度看,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所占的权重较大,表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是最主要因素,随后是生活富裕、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结论]德庆县是广东中西部山区县,农业产业化程度有待提升,一、二、三产融合亟待加强,生态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随着《德庆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实施推进,乡村振兴需加快发展速度,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方面全方位发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目标。     

四川省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四川省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将四川省划分为西北高原区、西南山地区、四川盆地区等3个农业经济差异区域,并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4个方面确定11个指标研究其对四川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方法]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2010~2014年3个不同区域内11个指标,分别分析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评价指标农业GDP的影响。[结果]3个区域内耕地面积、受灾面积、农业用水总量与农业GDP均中度相关,并且从关联度的结果看,耕地面积、受灾面积、农业用水总量的差异对农业GDP的影响差距不大;3个区域内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均与农业GDP高度相关,且对各区农业GDP的影响的差异较小;3个区域内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使用量、农业从业人员、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GDP的影响显著。[结论]四川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与评估

[目的]在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研究制定一套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各地诊断乡村发展问题、监测乡村振兴进展、支撑完善乡村振兴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引入多功能农业与乡村理论,从功能视角尝试构建了包括5个一级指标与25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采取熵值法评价了2015年全国分省尺度的乡村振兴水平。[结果](1)各地乡村振兴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市最高,达0.924,山西省最低,为0.635。分区域来看,东部乡村振兴水平明显领先于西部、东北与中部地区。(2)乡村振兴水平较高的地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评价得分普遍较高,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优势则不明显,这与产业兴旺评价指标侧重农业及其延伸产业、发达地区依托发展非农产业来实现乡村振兴、乡村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乡风文明的同步发展有着显著关联。(3)乡村振兴评价结果总体上符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表明基于功能视角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是科学可行的,但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该指标体系对非农产业发展等指标的考虑尚显不足,文化娱乐设施的可及性等个别指标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完善。[结论]考虑乡村振兴的多重功能目标及其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广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结果相对落后的客观事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通过规划引领、地域分工、价值显化、政府投入等多重手段,根本上提升农村竞争力与吸引力,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中国马铃薯生产区域布局的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主产区的面板数据的分析

[目的]基于1993—2015年中国马铃薯21个省区的数据,实证研究马铃薯生产区域布局的时空特征及其内在的驱动机制。[方法]从全国和5个马铃薯优势产区层面,运用生产规模指数分析马铃薯生产区域布局的时空特征,从自然环境、技术进步、经济效益、非农产业化水平、政府支持政策等方面厘清和探究马铃薯生产区域布局的驱动机制,并重点利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研究这些因素在全国以及5个马铃薯优势产区的影响的差异性和重要程度。[结果]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从1993年的308. 720万hm2增至2015年的551. 830万hm2,呈现迅速增长、下降与增长交替并存、平稳增长3个阶段;中国马铃薯生产的地理集聚现象明显。一方面,马铃薯生产规模在不同省区出现更迭变动。另一方面,马铃薯生产区域进一步向优势区域集中,呈现出向西南和西北优势产区集中的特征。[结论]中国马铃薯生产区域布局是自然灾害、农业基础设施、技术进步、马铃薯与粮食生产净利润比值、非农产业水平和政府支持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灾害、农业基础设施、非农产业化水平、政府支持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但由于区域差异,各因素在全国和不同马铃薯优势产区的影响程度有明显的差异性。     

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化路径选择

文章采用理论和实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剖析江苏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江苏省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存在龙头企业发展能力较差、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农业企业融资难、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科技力量薄弱等主要问题,并在明确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型、市场带动型、中介组织带动型等3种江苏省农业产业化具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继续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体系、创新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健全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障机制、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标准化建设及科技支撑力量等6个方面提出优化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的路径。由于江苏省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早,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这些对策的提出不仅能促进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也将为整个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因子识别与绩效评价

目的 识别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驱动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并对其评价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分析。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从市场因素、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技术、经营主体能力、绿色生产效益等五个方面选取25个指标对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驱动因子进行定性识别与评价,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浙江省农业绿色发展评价结果进行定量评估。结果 （1）驱动因子中心度排序为：经营主体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绿色生产效益＞生产技术＞市场因素,其中指标层前十排序依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绿色生产能力、销售服务体系、技术服务体系、新型职业农民数量、绿色生产意识、金融服务体系、产业融合水平、经营主体收入水平、土地流转市场规范化;指标层原因度大于0的因子有13个,前三排序依次为农产品加工贮藏技术、绿色消费意愿、技术服务体系,小于0的因子有12个,后三排序依次为绿色生产意识、经营主体收入水平、生产施肥技术。（2）市场需求与农业绿色生产效益的最大隶属度为良好,农业社会化服务、生产技术、经营主体能力的最大隶属度为中等。结论 当前,浙江省农业绿色当前主导因素为经营主体能力,其次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绿色生产效益,贡献率相对较低,而生产技术和市场因素则偏重于被影响的结果因素方面。因此应切实发挥好新型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的绿色生产意识和能力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大,应合理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小农生产向规模经营转变;同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异测度与分析

[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主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空间分异规律进行系统分析,对推动新疆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制定扶持政策和缩小地区间差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方法]该研究采用泰勒指数法,以各地区农业人口数作为权数,分别运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平均经营收入两项指标从不同角度测度新疆经营主体空间分异现象。[结果](1)地带内部差异仍是构成规模总体差异的主要部分,且地带内部差异占总体差异的比重家庭农场最大(89%),龙头企业次之(70%),农民专业合作社最小(66%)。(2)2006年以来新疆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在南、北、东疆区域间的发展趋于平衡,但各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凸现出来。(3)新疆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能力地区间差异大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且两类经营主体经营能力的空间分异明显大于规模的。(4)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经营能力最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居中,家庭农场最弱。各区域同类经营主体经营能力差距也很显著。南、北疆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能力较强,而东疆的家庭农场经营能力较强。[结论]目前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推进各区域均衡发展。     

我国农业科技园区运营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39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监测数据

目的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主阵地,提升园区运营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在测算园区运营效率的基础上,对运营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影响园区运营效率的因素,为提升园区运营效率做出参考。方法 以139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园区的运营效率,利用修正二阶段泰尔系数对园区运营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了园区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 园区运营效率的区域差异在逐步变大,而造成这种差异拉大的原因是省域内园区之间的差异,因此造成园区运营绩效差异主要因素并非是区位因素,而是园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结论 对于运营绩效不佳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需要重视园区管理委员会的组织完善、做好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落实、推动园区科技孵化器与加速器的建设。同时,注重农村电商平台的搭建以及农业科技龙头企业的培育,并促进示范基地与研发机构与实际需求的精准对接,加大农业品牌化运作的力度。     

持续推进基于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的乡村振兴

目的 揭示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下，如何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方法 文章基于产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理论，及我国乡村振兴、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相关政策体系，对目前我国的农业生态产业发展进行分析，并提出发展建议。结果 基于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理念的乡村绿色转型发展正在逐步实践完善，各地正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挖掘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地区特色产业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制度机制不完善、特色产业同质化严重、生态产品技术体系不健全、人才建设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表明在乡村“+生态”和“生态+”的业态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结论 为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理念下的乡村振兴进程，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保障和政策支持、优化整体特色产业链、建立健全相关生态产品技术体系、重视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居民素质提升。     

农户视角耕地集约利用及驱动机制的内生差异研究

目的 基于农户视角，将家庭生计及耕地规模纳入农户观察，探析农户耕地集约利用模式及驱动机制的内生性差异，为针对性农户耕地集约利用政策优化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生产要素能值分析法（Emergy Analysis）对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测算和对比，结合ArcGIS标准差椭圆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系统探究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布及驱动机制的差异性。结果 （1）农户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结构差异主要表现在化肥、机械和劳动力三方面，耕地面积较小的兼业户（占农户总量的64%）耕地利用集约度较高，耕地面积较大的纯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较低；（2）农户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在空间上形成积累性差异，其中纯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西南—东北方向性显著、高值区呈点状分散，而兼业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分布的东—西方向性显著、高值区呈带状集聚，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成“倒U型”趋势分布；（3）纯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更易受自身属性驱动（文化程度、耕地面积和破碎度等），而兼业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对当地经济（GDP）、地区农业发展（农业产值、区域复种指数）等区域型外部因子更为敏感。结论 农户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空间分布异质性显著，其驱动机制具有一定隐含差异，农户耕地利用模式的优化需“因户制宜”合理引导。     

基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SWOT分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引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力军,农村金融的有力支持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广东省农村金融机构更好地推动农业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基于SWOT分析方法围绕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会、外部威胁,提出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对金融产品及服务进行创新,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引导民间资本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     

龙头企业、专利投入与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目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进一步要求。小麦作为中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小麦产业是中国农业产业的代表性产业之一,其发展对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小麦产业为例,探究农业科技创新中龙头企业、专利投入与中国小麦产业发展的关系。[方法]文章基于2015—2018年的短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国31省(市、自治区)的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解析中国小麦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并运用工具变量Tobit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中国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龙头企业数量、农业基础设施对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小麦专利数量在龙头企业对小麦产业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结论](1)中国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2)在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回归模型中,粮食播种面积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龙头企业选址;(3)小麦专利数量对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显著;(4)地区小麦专利的调节效应增强了龙头企业与小麦产质量耦合协调度的影响。     

上海市农业旅游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上海农业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其区位交通因素、城市带动因素、旅游地带动因素等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农业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采用统计分析法与调查分析法,对上海市农业旅游区进行实地调查和对旅游项目经营者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就上海市的农业旅游发展现状和驱动因素展开调查研究。[结果]上海农业旅游已经初具规模,发展过程中,农家乐、采摘园、乡村景区等发展模式较为普遍,此外,还涉及到农业科技项目等。旅游地点的建设和发展主要由区位交通、城市带动、旅游地拉动以及三者的综合效应共同驱动,这几个因素对上海农业旅游发展的贡献比例依次为32.8%、24.3%、15.9%和16.1%。交通枢纽和景区是农业旅游发展的直接驱动因素,城市通过交通干线与旅游目的地相连,是一种间接驱动因素。[结论]上海农业旅游产业发展迅猛,范围不断扩大,旅游人数日渐增多,旅游模式多样化。农业旅游发展驱动因素主要以区位交通、城市带动、旅游地拉动为主,三者对农业旅游的推动作用依次减小,三者的综合作用也有效的推动了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临沂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及对策分析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在我国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地处沂蒙山区的临沂市采取市场带动、龙头企业带动、基地带动、互助合作等方式,积极引导发展农业产业化,极大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指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坚持市场为导向,培育主导产业,搞好基地建设等4项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