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

通过验证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只有产出效应,没有增长效应.以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当只考虑生产性支出的水平影响时,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正向作用较为明显;而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三项支出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在静态分析中...     

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时间序列和模截面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呈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但是财政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不断缩小。本文从政府支出的公共品模型和拥挤模型出发,对国家财政、地方财政总支出和生产性支出规模的经济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1)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仍需要政府强力推动;(2)中央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远高于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3)国家财政的非生产性支出规模过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我国生产性服务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7年数据的分析

本文在建立生产性服务产业名义和实际产出测算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VAR)和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利用我国1978-2007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产业发展是经济增长重要的内在动因,是新的经济增长点;(2)生产性服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时滞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简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下构建理论、计量模型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可得性测度,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作用,且其有效空间作用范围为100公里;有效距离范围内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递增,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不同分位点的技术溢出效应亦存在明显差异,随着经济增长分位数增加,有效空间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不断增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下构建理论、计量模型及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可得性测度,运用2003~2011年城市面板数据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技术溢出作用,且其有效空间作用范围为100公里;有效距离范围内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递增,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不同分位点的技术溢出效应亦存在明显差异,随着经济增长分位数增加,有效空间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多样化集聚的作用不断增强。     

西部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是以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依据，分析得出西部经济增长与增长模型的悖论，认为西部经济增长应引入制度因素，重点分析在西部地区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西部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缓慢的原因。     

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天津市1993-2008年的相关数据,使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及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同时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与经济增长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生产性服务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其自身也获得较快的发展.     

政府债务、私人投资与经济增长

构建一个包含三部门的ＤＳＧＥ模型,对政府债务扩张是否挤出私人投资以及是否有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进行研究,创新之处在于将财政政策工具细化为六项：政府消费支出、政府生产性投资支出、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对消费、劳动和资本征收的三种扭曲性比例税。研究发现：对政府债务膨胀是否挤出私人投资的问题不应该笼统地看待,而在短期看来政府债务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上来说是正向的。另外,和刺激消费需求相比,增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政府投资相比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强,税收融资优于债务融资。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正确认识政府债务扩张对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对进行中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     

新增长理论中的公共投资：研究综述

在新增长理论的视角下，一些传统上被视为公共消费的支出，如政府在教育、研究开发以及法制建设等领域的支出，更适合于看作是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投资。基于此，一系列新增长模型隐含地或明确地分析了公共投资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突出强调了公共投资的生产性质及其同私人部门投资的互补性。同时，大量的实证研究对新增长模型的理论预言进行了检验。新增长理论的进展为解释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工具和新的见解，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具有启发意义。     

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分析——以江苏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增长最快的部门.生产性服务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以往服务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带动了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而且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文章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江苏生产性服务业对GDP的影响,发现江苏生产性服务业有良好的发展趋势,其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有很大助推作用.因此,江苏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越来越大.     

从法经济学基本定理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者热议的话题.法经济学的斯密定理、科斯定理和霍布斯定理表明,自由交易是影响个人福利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要保证自由交易,人们必须界定好产权,并在自由交易不能达成时通过法律制度安排保证交易的进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恰恰在于政府做好了两件事情:第一,逐步界定和保护了产权;第二,通过法律促进了自由交易.     

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证关系研究

基于生产性服务贸易现状,借助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每个行业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每个行业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度不同。提出继续保持运输业、建筑业的发展,特别要鼓励其出口;适当开放通信业,鼓励广告宣传咨询业联合发展;适当放宽政策管制,加大保险专有和金融贸易;扩大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提高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引导其他商业服务与引入企业合作,提高自身服务水平的政策建议。     

中国增长奇迹中的制度与政策作用分析

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显著,对于造成国富国穷的原因增长经济研究提出了"政策说"和"制度说"两种假说。前者认为制度调整并非经济增长的前提,穷国可以通过政策改革刺激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实现增长,而后者认为二战后发展实践表明只有进行制度变革才能获得持续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一国的制度质量高低对长期增长绩效有决定性影响。文章分析了中国增长奇迹中的制度和政策作用,认为中国宏观政策至关重要,而在产权保护、市场制度等方面的改进也是长期保持高增长必不可少的,中国案例对两种假说都不构成反例。     

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的再检验——基于东、中、西部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问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长期内东、中部地区政府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短期内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对西部地区而言,政府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内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是短期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经济增长对政府科技投入也无显著的影响.     

山东省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关系的计量分析

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政府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最优政策的选择问题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我国经济增长中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也有许多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增长保持较快的速度,财政支出规模也不断扩大。通过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     

制度变迁、空间外溢效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利用浙江省69个县级市的有关统计资料,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制度因素和地理邻近因素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外,制度因素如对外开放度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此外,区域经济增长还具有空间依赖性。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政府要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着眼,鼓励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     

论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

本文论述了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制度创新的关系,指出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是要继续深化改革,以形成推动乃至于迫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分析了制度创新在深化价格改革、财税改革,产权改革及干部绩效考核中的重要作用。对我国而言,应从制度创新入手,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证,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欲速则不达: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政府行为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的视角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中国政府治理经济的重要手段,会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影响.以中国2007-2017年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研究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越高,越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造成减益效果,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从影响机制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越高,会驱动企业"加杠杆",导致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同时会降低专项研发投入并增加非专项性的实物资本投资,这都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特别地,政府(行为)激励对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企业创新的效果和路径都有显著影响: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政治激励、财政不平衡和"五年规划"考核期的状态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面冲击更加明显;尽管"层层加码"现象强化了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效果,但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步入新时代,这种行为策略出现了一定转变,并降低了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的负面冲击.研究可以为理解中国政府经济管理行为提供重要线索,并为政府制度优化和经济增长提供相关启示.     

对外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

所有增长模型的结论都是以经济人追求私利最大化为条件导出的最优结果,即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有共同的根源。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将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其他非贸易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区分开,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贸易通过影响引起经济增长的诸要素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通道,对外贸易通过影响经济政策、政府规模、资源配置、投资、技术扩散、利用外资、收入分配、专业化水平、规模经济等影响经济增长。     

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借鉴卢卡斯关于学校教育的模型,分析说明基础教育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得出政府通过对人力资本外部性进行补贴,有助于实现社会最优,这是政府教育财政支出的重要依据.在实证分析部分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重点研究不同地区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础教育财政投入有助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正确协调基础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