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变权估计

本文利用2001-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出口产品的升级。此外,本文依据OFDI的东道国与投资动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类型OFDI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为客观评估OFDI的"产品升级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出口转型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OFDI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微观企业为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成的全新数据集,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能力、融资约束程度、出口强度、员工福利水平以及所有制类型等因素外,母国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首先,中国OFDI对母国制度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母国制度环境是促进中国OFDI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国内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影响地区间OFDI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OFDI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框架分析

在世界经济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OFDI概率,经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渠道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所有权优势、提升内部化动力与克服外来者劣势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人力资本结构、行业要素密集度、竞争程度以及投资模式将影响数字化的OFDI赋能作用。最后,基于投资规模与投资绩效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还能助力OFDI“增量提效”,且规模增加体现在OFDI扩展边际。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带来“去制造业”吗——基于微观数据和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2003-2008年1273家进行OFDI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OFDI给母公司带来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出口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OFDI快速发展时期尚未出现总量"去制造业",总体上表现出通过商贸服务型OFDI加强出口,带动国内生产、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投资模式。基于投资动机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去制造业",当地生产型OFDI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对出口、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投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FDI对母公司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吗? ——基于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匹配后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 投资和产出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快速OFDI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寻求型企业OFDI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和产出,但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生产资源寻求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带来了国内"产业空心化";战略资源寻求型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具有替代作用,短期不利于国内投资和产出,长期促进国内投资和产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我国虚假贸易产生原因分析及对策

本文对我国存在的虚假贸易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虚假贸易产生的原因是汇差套利、息差套利等套利动机的驱使,是企业、银行、政府各方逐利和监管缺失助长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是否促进了绿色发展——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双重视角,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绿色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从制度环境视角看,政府参与度和资源配置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环境规制条件下呈现“单一门槛”特征。政府资源配置能力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规律,OFDI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环境规制跨过特定门槛值后变得显著。从吸收能力视角看,人力资本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产业集聚呈现出“单一门槛”特征,金融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只有当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跨过特定门槛值后,OFDI才能显著推动绿色发展;产业集聚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     

RTA法律化水平、制度效应与中国OFDI

区域贸易协定(RTA)的缔结对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异质性视角,构建了RTA框架下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从理论层面厘清了RTA法律化水平对OFDI的作用机制。通过对RTA条款进行“法律化水平”赋值,并以2003～2019年中国对147个国家或地区OFDI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RTA法律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且缔结高法律化水平RTA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弱化国家双边制度距离的投资抑制效应,来促进中国OFDI发展。文章进一步将RTA条款进行细分量化构建异质性条款法律有效指数,检验结果表明RTA法律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条款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民营企业OFDI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相关文献从企业微观视角提出我国民营企业OFDI的影响因素,并对每一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民营企业进行OFDI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包括企业市场地位,产品生命周期,技术水平,劳动力优势等因素。资本密集度则对我国民营企业OFDI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最后为促进民营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提出了相应建议。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本文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东道国的老人抚养比衡量东道国工资成本,区分中国OFDI的四种动机:市场寻求、廉价劳动力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源寻求。通过加入投资动机与中国老龄化的交互项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2007-2015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OFDI。研究发现:除了战略资源寻求动机以外,其他三种动机均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加强,并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是受政治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投资动机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大。     

中国企业服务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寻求动机,并对服务寻求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对2003-2009年中国企业对40个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检验。文章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OFDI具有服务寻求的目的,东道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并且,这种服务寻求型OFDI与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母国严格的投资管制使得服务业FDI受到限制,进而会促使企业以OFDI的方式获取东道国的服务投入。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技术进步——研究动态及展望

技术寻求型OFDI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使得OFDI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议题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争相研究的热点。由于在技术和研发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如何通过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国内技术的进步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命题。文章从我国企业OFDI动机探讨等五个方面,对现有相关研究最新动态进行述评,并基于此就该问题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制度环境对公共危机中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影响研究

随着公共危机背景下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日益普遍化,企业已然发展成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一股重要助推力量。从制度环境的理论视域出发审视企业在公共危机中的慈善捐赠动机,可以发现：受到自然、政策、市场、社会与组织内部多元制度环境要素的影响,战略性动机与合法性动机成为了公共危机情景下企业慈善捐赠的关键驱动力。战略性动机强调了自利动机与利他动机的共存特征,合法性动机则包含了政府面向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面向的社会合法性动机。积极推动企业慈善捐赠在公共危机中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