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乡村典章: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省新昌县的调查

乡村典章制度是新时期制度治村尤其是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本文分析了浙江省新昌县乡村典章出台的背景和意义,阐述了乡村典章在财务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运行实践和取得的绩效,并总结了几点重要启示: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治理,不仅要重视村庄精英(能人)的作用,更要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农村基本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农村治理的地方创新,必须重视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     

转化与更迭:乡村回流精英的角色变迁

乡村回流精英的角色变迁是文章探讨的意旨所在。乡村精英在回到家乡后,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逐渐成为了乡村中的核心人物。而在这其中,伴随着精英角色的不断变迁,由"新"精英代替了"旧"精英,由经济精英转化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乡村精英的更迭与转化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精英结构,并最终影响了乡村治理格局。     

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及对策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扶贫开发的重要理念。本文考察了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乡村精英对于扶贫项目开发都有较大的干预优势和作用空间。从村庄内的权力结构制约、治理环境复杂性、扶贫制度的固有缺陷、项目信息传递的差序格局、参与式理念的水土不服以及扶贫内卷化趋势等方面对精英俘获进行了成因分析。提出激发乡村精英能动性、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规范扶贫项目过程以及确立精准有效的瞄准机制等对策,以便克服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推动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村治中乡村精英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研究

本文首先对乡村精英类别进行划分,进一步对乡村精英在村治中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结果表明,乡村精英从形式上可划分为五类,从结构上可归纳为三类;乡村精英在村治中能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但面临许多困境,倡导建立乡村治理现代化智库、发挥不同乡村精英组合治村的作用、创造并优化乡村精英的聘用机制。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老年人参与和乡村治理有效:理论建构与实践机制

人口老龄化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社会治理领域研究热点。故此,本文在综合交叉基础上提出老年人参与如何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这一研究问题。首先,从效果、效用和效率三个层面来阐释治理有效性,并以内生发展视角来对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进行理论建构。其次,通过实地调研和政策文本梳理指出,老年人通过担任村干部以优化治理队伍,动员关系网络以链接治理资源,参与村庄建设以减少治理成本,生产老年福利以搭成治理伙伴等实践机制来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最后,提出了优化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新时期村庄“协同治理”模式特征与价值分析——基于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的考察

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农村治理有其显明特色。文章通过对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是基层政权悬浮和村级自治能力弱化的产物;是应后税费时期乡村发展困境、乡村关系转变而产生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协同治理,分流行政与自治,实现治理对服务的强力支撑,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统筹治理,从而有效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改善村庄社会关联,拓展乡村治理空间,实现村庄治理的有效创新。     

文化传播与农村文化治理:问题与路径——基于江苏省J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

本文提倡从传播的维度对农村文化建设进行分析,而当前有关乡村文化传播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存在以大众传媒窄化乡村文化传播内涵的缺陷。乡村文化传播关注的是农村社群中意义的共享和文化认同的培养,对它的理解不能脱离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语境。国家、乡村精英和农民被视为参与农村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行动者。总的来说,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文化治理未能有效调动农村文化传播代理人(乡村干部)的主动性,也忽视了农民的参与。同时,农村文化传播中存在关系网络、过程和语境的断裂,从而难以在村庄内部有效构建公共文化行动的基础。在政府主导的文化传播之外,农村文化处于一种混杂状态。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以农民的参与和认同为路径,通过传播自觉促进乡村文化治理。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与乡村数字治理参与

本文探索性构建了包括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的农民数字素养评估指标体系,以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和双重身份精英表征农民的乡村精英身份,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架构了农民数字素养、乡村精英身份影响乡村数字治理参与行为的逻辑框架,并采用四川省和重庆市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的村级集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利于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完善农村社会治理、提高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如何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需要厘清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方法]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建立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框架,以发达地区、欠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12个行政村为对象,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进行分析。[结果]资产利用效率、村庄精英、政府引导、农户认知度在集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资产利用效率最为关键,资源禀赋作用并不显著;村级集体经济能否有效发展是多种因素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结论]资源利用效率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条件,村庄精英是重要前提,政府引导是外生动力,农户认知是动力基础。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需要把握好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注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壤

<正>乡村精英的流失瓦解了内生乡村治理机制。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协商机制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公众参与,主要是引导鼓励所有农民表达不同意见;二是形成决议并执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千家万户分散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决议并执行。这个过程必须有乡村精英参与才能够完成。乡村精英流失之后,农民分散意见不能达成统一,造成治理失效。如何再造乡村精英群体是当前推动基层治理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     

农户脱贫的乡村合作治理问题研究——基于五省1218户农户的调查与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精准扶贫瞄准目标偏差、脱贫绩效边际递减、返贫时有发生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有效扶贫脱贫对当前的乡村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合作治理理论,探讨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对农户脱贫的影响。第一,组织参与的治理方式能够提高村庄治理的有效性,对促进农户收入增长进而促进农户脱贫的影响最为明显。第二,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对农户脱贫的影响较大,但在我国贫困地区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贫困地区的政府功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迫在眉睫。第三,农民自治对农户脱贫的影响明显但作用最小,可能原因是受参与机会和渠道的制约。基于乡村多主体治理的复合型扶贫脱贫途径,从治理理念以及体制机制层面提出了促进农户"内生型"脱贫以及"主动"脱贫的建议。     

农村“空心化”与社区建设困境——基于湖北省双河村的个案调查

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就业,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通过对湖北东北部一典型农村深入调查,发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主体意识弱化、传统乡村秩序被打破、村民自治缺乏主体力量、村庄关联度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这给农村发展与社区治理带来诸多困境。城市融入的重重制度障碍,使得大部分农民工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最终一部分高龄农民工仍要回到农村。村庄精英的流失造成农村发展的困境是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借鉴

本文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八种典型模式进行概括分析,发达国家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政府提供法律支持和资金保障,农民协会改善村民的弱势地位,城市、企业和高等院校推动乡村的发展与繁荣,村民尤其是乡村精英加快农村改革的进程以及农村金融机构承担着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担。结合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国外乡村治理成功的经验,当前我国需要构建的是一种"有限政府、农民主体、依托农协、全社会参与"的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模式,具体包括确立有限政府的原则,提高村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协作用,调动城市、高等院校、企业与金融机构等乡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农村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