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群体诉讼保障机制及其完善——以三鹿奶粉案件为例

近年来,大规模侵权事件频频发生,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又长期不被广泛运用,完善我国的群体诉讼解决机制刻不容缓。本文通过对三鹿＂问题奶粉＂侵权事件的解读以及国内外群体诉讼制度的比较,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期能对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完善有所帮助。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研究

新《证券法》第95条第3款首次引入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区别于其他诉讼制度之特殊的法律内涵在于其确立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诉讼代表人身份和采用了"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诉讼参加方式.针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我国地方和中央层面均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但部分规则设计不尽完善.美国律师主导的退出制...     

我国证券公益诉讼制度建构的理论证成

法学界一般把公益诉讼看作是民事公益诉讼,其实,公益诉讼是不同于群体性民事诉讼（如代表人诉讼）的一种新型诉讼形式,其适用于损害众多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其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因而,赋予主体原告资格,并不一定需要其与诉讼所纷争的利益具有直接利益关系。证券纠纷的特点,以及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和法律制度环境,决定了在我国未来拟建构的证券公益诉讼制度中,原告资格应依法得到证券投资者保护组织的许可为宜。具体的诉讼制度可采取团体公益诉讼与示范公益诉讼相结合的二元诉讼机制。     

我国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2020年3月我国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证券集体诉讼制度正式确立,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打击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该制度制定时间较短,司法实践经验不足,存在着诉讼专业化水平低、法院审判资源有限、投保机构参诉积极性低以及特别代表人诉讼职责监管缺位的...     

论我国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

从公益诉讼入手,通过团体诉讼制度和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存在着一些制度本身设计的不完善与不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涉及到公益诉讼方面显得无能为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的不断加强,社会性团体不断发展与壮大,团体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群体诉讼制度后的法理及启示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因证券欺诈、环境污染、产品责任等导致的大规模侵权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呈不断上升趋势。然而,作为救济受害人的群体诉讼制度,在我国却面临着许多困境。在法律合作主义视野下,群体诉讼制度的法理基础就在于联结孤立个人,使案件双方的社会结构趋于平等,从而达到抗衡组织侵权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为了完善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我们可以利用诉讼转调解的方式,使群体诉讼向行政处理分流;适当扩大我国公益诉讼的应用范围;在诉讼登记程序上借鉴美国的“选择退出”机制。     

论证券民事侵权诉讼的性质与价值

文章认为,证券民事侵权诉讼是一种公益诉讼,因为证券民事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对象是社会利益,同时证券民事侵权诉讼所保护的利益基本上也是社会利益。文章指出,证券民事侵权诉讼的主要价值有四:填补损失;威慑作用;协助监管证券市场;促进证券法律发展。文章进一步指出,我国现阶段鼓励证券民事侵权诉讼有以下特别价值:加强公司治理;增加投资者信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对外开放。     

任意诉讼担当制度比较研究

任意的诉讼担当分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与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法律明确规定的任意诉讼担当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对某些特定类型的诉讼可由实体利害关系人授权他人实施诉讼,最典型的如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以及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等。扩大适用的任意诉讼担当一般指在法律未作规定的场合,当事人双方协议转移诉权。而这一点正是目前为止在法律实践中需要研究的。     

证券公益诉讼:衍生逻辑、理论阐释与制度塑造

证券领域的违法行为兼具损害公益和私益的双重后果,证券公益诉讼的出场能够弥合既有"私人救济"与"公共执法"治理路径的缺陷,但由于缺乏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证券公益诉讼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建构有待探索.为全面解决证券公益损害问题,实现对公共利益的及时保护,应完整设置民事与行政两类证券公益诉讼制度,区分制度差异准确设定两类诉讼的诉讼主体、适用条件、诉讼请求等事项,并通过强化证券公益诉讼与私权救济、公权监督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互动配合,切实推动证券市场公共利益保护和促进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履职,维护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浅析我国证券民事诉讼问题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原先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也不断出现,为了更好地解决证券民事纠纷,应建立和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在证券民事诉讼中,应扩大案件的受理范围,取消诉讼的前置程序,建立集团诉讼模式的形式来解决证券民事纠纷,从而更有效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民事诉讼时效的几点反思

我国现行诉讼时效制度中,返还原物请求权的时效规限、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法官援用等方面都有待完善。应区别对待返还原物请求权时效适用,适当延长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明确法官不得主动援用诉讼时效及增加"示明权"等,以解决现有的诉讼时效问题。     

破解无诉讼行为能力人参加民事诉讼的法律难题——以规范司法精神病鉴定为路径

诉讼行为能力是具有诉讼权利能力的人实行有效诉讼行为的一种能力或资格。但诉讼行为能力究竟应如何科学的分类;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司法精神病鉴定对无诉讼行为能力及诉讼行为的效力进行了认定等问题,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和实务却很少关注。为确保当事人正当诉讼行为的实施,文章对诉讼行为能力这一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认为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是否能参加民事诉讼,应对案件受理前、案件受理后两种情形做不同处理。     

诉的强制合并之经济价值的思考——基于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的个案分析

对具有牵连关系的几个诉是否实施诉的强制合并,通过诉讼成本与诉讼效益的比较分析,可得出强制合并比任意合并更为经济。因此我国有必要确立诉的强制合并制度,以体现其特有的经济价值: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诉讼成本和提高诉讼效益,而且还蕴涵着难以量化的隐性效益———降低诉讼的错误成本、最大化地实现诉讼公正和彰显司法的权威。     

公司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法理分析

公司可以参加股东代表诉讼的正当性在于其符合正当程序原理及诉讼的效率价值,也是股东代表诉讼诉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允许公司选择是否参加诉讼是其诉讼选择权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具体落实,符合该制度设立的初衷。基于股东代表诉讼的特殊制度设计以及该制度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公司只应参加原告股东一方进行诉讼,而不宜允许其辅助被告。     

论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我国最高院通过《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从本质上确立了民事诉讼法的举证时限制度，希望以此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益。但举证时限制度与上位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冲突，在司法实务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笔者对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对其在司法实务方面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若干构想。     

表见证明在学生人身伤害事故诉讼中的适用

表见证明是依据一般的生活经验法则来推定待证事实的存在与否,不涉及实体法上的规定,只是在诉讼中对经验规则适应的评价。在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中引入表见证明,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保护弱势学生一方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提高了诉讼效率。在诉讼中,法官也要充分保障学校对表见证明提出反证的权利。     

将来给付之诉之“预先判决的必要”探析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中，与确认之诉、形成之诉并为民事之诉三大类型的给付之诉可进一步划分为现在给付之诉和将来给付之诉。将来给付之诉揭示了在给付请求权尚未届依法行使之时，原告的诉讼请求有必要通过裁判的方式予以救济这一现实困境与立法盲点交叠下诉权理论延伸的现实可能性。将来给付之诉的诉讼标的、诉的利益以及将来给付之诉下权利生成的途径论证其必要性及价值归属等多维度分析，联系扩大司法救济范围，为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依据。     

论无效合同与诉讼时效的适用

目前,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在我国法律中没有相关规定,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由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限制,并且该诉讼时效期间应从确认无效合同裁判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