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服务业发展差异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或者发达程度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北京和上海,代表国内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最高、服务业体系最健全、服务业功能最完善的地区;第二层次是天津、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产业体系比较完善,服务业对工业、对民生的支持比较充分,但仍有很大的潜力待挖掘;第三层次是山东、四川、安徽、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陕西、重庆、山西、河北、广西;第四层次是江西、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区。近些年来,我国地方服务业发展迅速,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为代表的三个区域服务业增加值已经达到全国服务业增加值总量的51.4%,高于这三个地区的GDP占全国GDP(48.0%)的水平,成为我国服务业发展三大增长极。以城市群的形式推动城市化的进程、提高若干城市的人口密度、促进服务业的整体优化升级、优化服务业的地区布局和重新定位各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重点是促进地方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电信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徘徊在三分之一左右,明显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但是,我国电信服务业在同期却以高于国民经济增长数倍的速度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着较好的支撑与拉动作用。电信服务业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广东省服务业产业关联效应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法

在21世纪在全球经济发展转型与经济服务化背景下,广东省步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服务业对GDP、就业及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联互动效应对于理解服务业各行业之间的经济关联及其政策涵义有重要意义.基于服务业的四分类法,在2002和2007年广东和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广东服务业各行业间的产业关联进行分析.通过对广东服务业部门间产业关联指标分析,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广东服务业的内部产业结构层次不尽合理,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而房地产业比重偏高,尤其是新兴服务业的关联带动作用不够强.第二,广东服务业中的中间产品型产业部门比重不高,对服务业增长乃至整体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第三,广东服务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服务业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江苏产业结构演进中服务业的发展分析

本文从增长速度、增长贡献度、就业结构、内部结构变动以及相对生产率等几个方面,总结了江苏1990年以来服务业发展所具有的特征,从产业演进的规律出发,提出了服务业的发展重在发展第二层次的生产、生活服务业,同时从增加就业、提高生产率的角度出发,还应注重传统服务业与其他新兴服务业的均衡发展。     

面对WTO:我国服务业的对策

服务业在许多国家的地位举足轻重 ,并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我国服务业与发达国家或国际上服务业发展的一般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加入WTO对我国服务业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我国服务业应积极应对 ,将入世作为自身加快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契机 ,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它是第一、二、三次产业的连接部与粘合器。突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尤为必要。我国应把商务服务业、研发服务业作为大力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重点行业,并完善其政策支持体系,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从而不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优化。     

服务业结构与服务业发展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服务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分析,不同类型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该文从要素密集度、劳动生产率、新技术的应用率三方面分析了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特征;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即分配性服务、生产性服务、社会服务和个人服务四个方面对服务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思路。     

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在经济发展,就业增长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证分析表明,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就业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虽然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已经进入世界贸易大国行列,但是与世界水平相比,我国服务贸易比重仍然偏低,服务贸易发展速度仍然偏缓。所以,要提升服务业的经济和就业增长效应,就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贸易水平。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现状、趋势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迅速,历经了20世纪80年代的初始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的市场化转变期和始于21世纪初的快速发展期。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在增加就业、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面临各地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市场化服务和公共服务界限不清、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层次较低、在岸服务外包发展迅速但离岸服务外包不受重视等问题。目前,伴随全球经济的复苏,曾陷入迅速衰退的发达国家人力资源服务业开始恢复增长。在我国,人才服务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期,应制定政策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多元化发展、市场化服务和公共服务业协调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转型升级,以及推动在岸外包和离岸外包协调发展和不断完善法律环境。     

我国发达城市服务业发展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成为推动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动力。目前,服务业成为我国发达城市吸纳劳动力的主渠道,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而且,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传统服务业。因此,我国经济发达城市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促进就业增长的核心战略。     

对我国服务业FDI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服务化的背景下,服务业已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中的主流.创造吸引国际服务业FDI的有利环境,从而实现对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的顺利承接对于促进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具有着重要作用.针对我国服务业FDI主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启示.     

服务业增长、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产业结构转变的高级阶段是现代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引致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城市数量增加和规模的提升、非农人口比重的提高极大地刺激了服务业的需求,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最终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本文建立多变量的计量模型,使用Johan-son协整、ECM、VAR、IRF和方差分解等现代经济计量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服务业进行经验研究,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考察了服务业的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动态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状态空间模型

运用时变参数模型,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角度,对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近几年第三产业产值及其占比的增长速度均很快,但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落后于第二产业。最后,结合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提高消费性服务业产值比重、加快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等建议,强调在努力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第三产业的效率,由此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河北省服务业生产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使用分行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1993—2008年河北省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河北省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为4.6%,且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并不稳定,在过去15年间由技术变化转变到技术效率,又回到技术变化。为此,河北省亟待提升服务业的技术效率尤其是纯技术效率。     

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了标准化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内在机制。构建了两部门模型,分析了可标准化服务部门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利用2003—2012年中国服务业的省际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对可标准化服务部门的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利用DEA方法对服务业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表明:可标准化服务部门要素的边际产出高于不可标准化服务部门,发展可标准化服务部门有利于服务业增长;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对不可标准化服务行业的溢出效应为负,原因在于可标准化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因此在当前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对可标准化服务行业内部进行优化整合。     

社区服务业发展目标、路径与政策

社区服务业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就业、拓展第三产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针对"十二五"期间我国社区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应从产业、财政、税收、金融、人力资源等方面架构一个相对完整的政策支持体系,以推动我国社区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服务业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证检验

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且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采用东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服务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内蒙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研究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相关理论,从内蒙古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研究内蒙古产业结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如何进一步调整优化内蒙古的产业结构提出一些初步建议：通过加快农产品流通、发展农区畜牧业等措施调整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实施工业化与信息化两步并作一步走战略,形成工业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格局;通过保持第三产业合理的投资增长、加快新兴服务业的发展等措施,实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On the Limits of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Structural Change and Service Sector Employment in Spai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growth and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Spanish Economy from 1958 to 1989 and to draw comparisons with the trends exhibited by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In contrast to the explanation offered by the theory of stages, which assumes that growth in service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attern of final demand,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70s, the growth of market service employment is due to an increase in intermediate demand of services.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is, an intersectoral analysis is applied to input output data which was homogenised for this research. This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enables employment in the service sector to be connected to the other sectors. Rejecting the idea that services are replacing manufacturing as the new engine of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an increased dependence on market services by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final part of the paper presents explanations for this trend.     

Future generations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case of the social discount rate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how the difficulties economists have when they try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can economists do to promote a fair and “safe”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otherwise said: what should we do to promote more equity between generations in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not to develop new tools or policies but to give an overview of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linked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first section focuse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need to develop a reflection about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in the economics of the environment. The second section investigates some related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the third section shows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conomists have when dealing with intertemporal economic decisions; that is, trying to take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into account—in particular the choice of a discount rate for public invest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