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服务与长三角制造业集聚和发展 --理论、实证与潜力分析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之所以能实现国内其它很多地区都难以实现的制造业的大量集聚与良好发展,是因为有上海相对发达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发达的生产者服务,通过降低区域交易成本、新型资本深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培育产业竞争优势,以及增强地区创业与创新能力等多种途径与方式,极大地催生了长三角制造业的大量集聚与突出表现。迫于跨国公司自带生产者服务的竞争压力和长三角产业成长的迫切需求,上海需要针对具体原因,采取适当的组织、制度安排和创造性改革与政策措施,进一步挖掘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潜力,从而更加强有力地支撑长三角制造业的集聚和发展。     

城市主导产业识别及其空间集聚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城市主导产业是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经济格局优化的核心。为有效识别城市主导产业，构建基于产业波及效应、产业增长潜力及区域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识别方法，并采用TOPSIS方法判断各主导产业主导性大小。针对识别出的主导产业，采用核密度及标准差椭圆方法对其产业集聚进行研究。以宁波市为例，识别出3个主导产业门类，按其主导性排序为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商务服务业。进一步对主导性最强的工业展开分析，识别出5个工业细分行业主导产业，其排序为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产业集聚分析结果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商务服务业主要在宁波市主城区范围内集聚分布；5个工业细分行业主导产业主要在宁波市中部主城区及北部余姚、慈溪两个县级市范围内集聚分布。     

城市规模与生产性服务业及制造业的关系研究——以泛长三角地区城市为例

通过计算泛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规模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位熵,对城市规模与两大产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制造业水平相对不高;其他规模城市制造业专业化程度高,尤其特大城市比其他规模城市具有更高制造业集聚水平,但其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普遍较低。此外,2014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城市规模间均有某种对应关系：制造业与城市规模之间大致呈“倒V”型分布;生产性服务业随城市规模递减而减小。     

生产性服务业区位与制造业区位的协同定位效应——基于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与制造业具有投入产出的上下游关系。本文以垂直关联模型为基础,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区位选择与制造业区位选择在空间维度上的互动关系。并以长三角地区2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例,通过建立两方程联立模型,验证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区位分布上存在协同定位关系即二者在区位决定上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长三角范围内,制造业区位与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的相互影响作用由于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由此决定了不同城市产业发展顺序的差异。大城市要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而在中小城市应首先发展制造业集聚,并以此来吸引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而实现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     

发展高技术产业 构建珠海科学发展示范市

珠海要建设成以高端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的城市,必须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技术产业,不断提升珠海经济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初步形成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示范市。本文通过对高技术产业现状的分析,提出了珠海构建科学发展示范市的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商务成本对资本聚集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

一个地区的商务成本构成及其变动影响资本区位选择,资本区位选择等级体系则促进了集聚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集聚经济在强化资本区位选择的同时,还降低了该地区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商务成本,这进一步吸引了资本的区位选择,从而形成了商务成本、资本集聚的自加强机制。     

世界城市纽约对上海新一轮发展的启示

作为美国和世界经济金融中心的纽约,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表现出:就业大量向服务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业转移;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尤其是商务服务业引领了纽约的经济增长;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中以专业服务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在纽约市集聚,构筑了国际性的商务服务网络,为纽约市乃至整个纽约的发展及其在全国和全球的地位奠定了基础。纽约的发展对上海具有以下启示:第一,空间构想。上海可以划分为两个区域,一是由浦东新区和中心区构成的上海中心城区,以纽约市的发展为参照系;二是目前634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以纽约的发展为参照系。第二,产业选择可分两个层面:中心城区积极发展金融、保险、房地产和以专业服务和辅助服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构筑外向型的现代服务业网络;中心城区以外的地域积极发展现代制造业。第三,就业取向。制造业就业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传统服务业就业增长空间有限,积极拓展现代服务业就业空间;中心城区就业向中心商务区集中。第四,政策导向。鼓励新增就业岗位、新增投资和技术创新。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作为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选取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模型重点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行业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当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城市规模、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呈倒U形关系。当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呈倒U形关系,且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更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及监管强度。     

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例

技术创新是推进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科技投入的有力支撑.基于2005—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投入直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了两产业协同集聚,即技术创新在政府科技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高效分配科技投入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对华FDI区位选择的差异——基于存量调整模型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省级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存量调整模型,对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对华FDI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发达国家不同,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制造业FDI存量调整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快于服务业;服务业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时,服务业FDI看重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受集聚因素的影响不显著,制造业则看重市场规模和劳动力成本,倾向于投资到产业集聚度高的地区。此外,由于政府优惠政策多向制造业倾斜,因而地方政府控制力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制造业FDI,而不利于吸引服务业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