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口退税管理体制的完善

我国出口退税管理体制存在问题：1、出口退税制度不完善；2、出口退税办法不统一；3、出口退税手续繁杂，退税效率低下；4、出口退税电子化程度不高；5、出口骗税现象严重，管理存在漏洞。根据出口退税的性质、政策目标及WTO规则的要求，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对出口退税管理体制予以完善：1、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彻底实现“零税率”：2、统一出口退税办法，实现公平税负；3、简化退税手续缩短退税时间；4、建立电子网络系统，加强对出口骗税的打击力度。     

出口退税与税收中性——对我国出口退税率下调的反思

为解决日益突出的出口欠退税问题，我国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而出口退税率的调低是此次调整的主要内容。调低出口退税率既违背了出口退税的中性原则和国际惯例，也无助于彻底解决我国出口退税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治本之策应是在坚持彻底退税的基础上，采取以下配套措施：一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按照增值税的分享比例，建立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调动中央和地方发展出口贸易、加强退税管理的积极性；二是加强退税管理，严厉打击出口骗税；三是规范增值税，减少税收优惠。     

深圳实施面向消费者退税政策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国外以面向消费者为中心的离境退税、离岛退税及短期免税政策的兴起，我国的退税政策也开始从以企业为重点的出口退税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购物免税政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特区，当前正处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粤港合作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刺激内外消费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及相对紧缩的投资政策等问题日益突出，深圳很难继续依赖传统模式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短期退税政策”为深圳发展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受贿罪是一种贿赂罪。当前，受贿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法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规定不尽完善，从而阻碍了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本文通过对《刑法》中关于受贿客观方面的规定及其缺陷的论述，提出了三点立法建议：一是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改为“违背职务行为”；二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三是扩大受贿罪的内涵和外延，将索取或收受的“财物”修改为“贿赂”。     

行政立法的正当性浅析

行政立法作为一个行政创制行为已经成为国家法律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立法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我们无法否定或取消行政立法的存在。但是行政立法确实存在种种弊端，它容易侵犯、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忽视行政机关的责任。这些弊端是由立法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因此，今后行政立法应坚持：维护法治统一、民主公开、权利义务对等、授权立法规范化等原则来尽量保证行政立法的公平、公正性。     

邓小平行政机构改革思想论析

邓小平行政机构改革思想是一个以“三个有利于”为基本原则，以建设“分权”，“廉洁”“高效”的政府为政治目标，以“行政组织立法”为保障手段的有机体系。     

对构建我国海外投资法律体系的探讨

我国海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建构应该在借鉴世界先进立法经验和模式的基础上，选择“基本法与单行法并行”的立法模式，确立“先单行法，后基本法”的立法道路。以海外投资法的调整对象为逻辑支点，构筑以《海外投资法》为基本法，以《海外投资监管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的诸多单行法为补充，国内法与国际条约相协调，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法律、法规、行政规章配套的，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国际性特点和多层次的法律体系。     

产品责任法的国际比较及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相比欧关发达国家和国内外实践需求，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之处。在立法体例上，我国没有形式意义上的、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我国产品责任法规中，对“产品”的范围界定过窄；产品“缺陷”的双重判定标准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给出“损害”的一般定义，并且范围过窄；在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上，《产品质量法》的归责原则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够充分；在对受害者的救济方面，损害赔偿范围狭窄，赔偿数额较低等。要从根本上遏制目前我国因产品缺陷所导致的各类问题，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体系，就应从立法体例、“产品”的界定、产品缺陷的判定标准、损害概念和范围、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对受害者的救济方式以及涉外产品责任等方面进行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走私犯罪刑事立法发展与变化

2000年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走私罪刑事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于刑法修正案（四）、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八），以及两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析上述“三修两释”可知，我国走私罪刑事立法存在“严”、“宽”并存的双向发展趋势，即界定走私体现了“打击”的从严倾向，而处置走私则体现了“轻刑”的从宽倾向。     

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体系探析

浙江省的循环经济立法日趋成熟，执法成效显著，司法注重创新。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立法还有空白有待弥补、内容有交叉冲突之处、可操作性略有不足；执法管理体制、考核机制和公众监督参与等有待加强；司法存在起诉难、取证难、执行难等问题。为促进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立法体系，多措施完善循环经济执法效率，全方位加强循环经济司法保障。     

出口退税备案单证管理浅述

2005年12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实施了国税发[2005]199号文件，对四类外贸出口重要单证实施出口企业备案制度。文件出台后企业及退税管理人员反映出一些实际操作问题，针对这些总局又出台了相关的补充文件，并于2007年开展了备案单证检查工作。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单证备案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出口退税管理，防范和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为，有效地规范了出口企业的经营行为。     

宁夏枸杞产业跨越绿色壁垒提升出口竞争力之策

宁夏构杞具有区位和要素禀赋优势，“绿色”、“清真”品牌优势和管理创新优势。但由于绿色贸易壁垒和宁夏构杞自身出口贸易的管理“软肋”，其出口贸易仍处于较低水平。本文就此提出以枸杞科技园区为重点，加强构杞出口基地建设；抓加工，在枸杞转化升值上谋发展；以企业品牌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行宁夏构杞标准化生产与经营；以打假防冒为重点，大力提升宁夏枸杞的国内国际知名度；以培训国际贸易人员为重点，提高宁夏构杞的国际营销能力的对策，以期实现宁夏构杞跨越绿色壁垒、提升出口竞争力的目标。     

深圳实施面向消费者退税政策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国外以面向消费者为中心的离境退税、离岛退税及短期免税政策的兴起,我国的退税政策也开始从以企业为重点的出口退税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购物免税政策。深圳作为全国经济特区,当前正处于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推进粤港合作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刺激内外消费促使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随着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及相对紧缩的投资政策等问题日益突出,深圳很难继续依赖传统模式维持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短期退税政策"为深圳发展转型提供了突破口。     

论我国行业协会功能的法律界定

自1997年以来我国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为协助政府加强行业管理，许多功能需要政府部门授权或委托；而由于立法上没有规定行业协会的功能，使得行业协会承担社会责任的功能没有突出；因此，今后应在立法上更准确定位行业协会的自有功能及协助管理功能。     

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及对策

国有资产的流失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其产生原因主要是国企内部以及经济环境和体制方面的。如政企、政资不分，国有资产产权不明、内部人控制和难监管、查处难等。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约束、激励机制，确保经营者自觉维护国有权利；通过相关立法，规范国企改制，保护国有资产；完善国有资产监督、保护的法律体系。     

政府绩效管理的国际经验与立法建议

政府绩效管理是促进政府全面履行职能的有效方式，也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公共服务质量、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总结当今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在政府绩效管理立法原则、指导思想等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相关的立法方案。     

强化出口（供货）企业税务管理的若干思路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管理的重点在出口（供货）产品企业。强化出口（供货）企业税务管理，提高税务管理水平关键在于：从“资格”入手，管理“源头”；从“政策”入手，管住“根本”；从“查验”入手，管住“起运”；从“税负”入手，管住“界线”，从“资金”入手，管住“经营”。     

我国反垄断法立法体例的选择:形式抑或内容?

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体例——合并式或分立式的选择，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它作为反垄断法制的形式要素，实际上根植于反垄断法律制度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特定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依托于特定民族的认知方式，受制于相关法律制度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并进而深刻地影响到反垄断法制的实质要素——即反垄断法的实施及其实效。所以，不管未来的反垄断立法在体例上做何选择，这种形式与内容间的互动及其相互协调问题都不能被忽视。     

《会计法》与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模式新构想：兼评“会计委派制”会计人员管？？

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一直是我国会计改革争议较大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中纪委提出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会计委派制”，本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指出“会计委派制”不是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价值取向。提出了建立“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新体制及优点。     

尽快完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

上市公司中中小股东的利益往往受到控制股东和经理人员的侵害，他们通过关联交易套取公司利润及粉饰财务状况，“内部人”侵占上市公司资产；借“资金统筹”占用资金；大股东趁约束机制软弱而为所欲为。因此，应迅速促使上市公司建立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机制，如完善公司章程、建立相应赔偿机制等。同时须完善立法，强化监督及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