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股价波动的政策干预效应——基于ARCH类修正模型的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价格的频繁波动是股票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政府政策的频繁干预是导致我国股市异常波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将我国近年来所发生的与股市有关的重大政策事件作为政策干预变量引入ARCH类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股价波动受政策因素的影响显著。为了规避我国股市政策性风险,必须转变政府在股市中的地位,调整股市的功能,完善股市的自律监管和信息披露机制等,保证我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中国股票市场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上海股票市场1997年至2010年为研究样本,将政策事件具体细分为九类,建立包含各类政策事件变量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政策事件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并通过计算各类政策对股市的冲击力度深入剖析政策事件对股市的影响程度和市场消化政策冲击的能力,为政府出台政策提供支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计量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政策事件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政策事件对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幅度不同,在2007年大牛市和2010年股市低迷的情况下,政策力度的执行水平具有显著提高。     

基于股价异常波动的中国股市监管效率实证分析

证券市场监管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在理论上存在着长期争论。目前,证券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只能通过实证的方法加以甄别。文章将监管股市的政策手段分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舆论手段和行政手段,并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股价异常波动点对应的四种监管股市的政策事件产生的市场反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价异常波动点的分布与监管政策事件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监管政策事件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近年来证券市场监管的力度在加强,监管的效率逐渐提高;相对于其他监管手段而言,经济手段的监管效率较高。     

我国政府监管与投资者的博弈分析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波动也影响着其他产业的发展.所以政府有时为了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会有意识地实施监管,对股市进行调控.而股票投资者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要根据政府的监管政策,来决定自己的投资策略,同时又影响着政府是否出台政策.由此,政府和投资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展开了一场博弈.本文从政府和投资者入手,通过对两者行为的博弈分析,阐述政府行为和投资者行为之间会形成博弈均衡,以此来丰富对股票市场中政府行为的正确规范,希望能够促进未来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股市中政府与投资者的行为博弈分析

中国股票市场自建立至今，已经历了多次大幅震荡。由于中国股市的建立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且政府集上市公司股权的主要所有者和市场管理者于一身的特殊身份，造成了政府要同时承担发展和监管股市的双重职能，因此“政策市”效应成为影响股市波动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其作用过程是政府与投资者之间进行一场信号博弈。本文通过对该博弈进行的分析，揭示了政策效应在我国股票市场上的作用机理。并根据所做的分析，对政策效应主导下的股票市场的效率做出了评价。     

我国股市中政府与投资者的行为博弈分析

文章通过股市中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行为博弈,分析了政策效应在我国股市波动中的影响,得出结论:通过政策引导股市是非理性的,政府的主要作用应放在培养良好的市场环境上。     

股市政策与股市波动

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政策市场”，政府经常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政策手段调控股市的波动。但是，本文建立的理论模型证明，由于股市政策内生的动态不一致性，政府运用股市政策不但不能稳定股市，反而会造成和加剧股市的波动。而来自上海证券市场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股票市场“震荡市”非理性行为表现及原因

“震荡市”在股票市场中非常常见,而我国股票市场中的“震荡市”却更加频繁剧烈,受到非理性行为的影响更大.政策制度及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是导致我国股票市场出现剧烈震荡的主要原因.波动剧烈的股票市场导致市场效率低,系统风险的发生率加大,阻碍了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强政府管理、制定适合政策制度、提升投资者投资意识都会减少股市的剧烈波动.     

涨跌停、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率——基于AH股的比较研究

涨跌停制度实施20年来,已成为中国股市的一种习惯和依赖。本文综合比较A股市场、中国台湾市场与美国、中国香港市场的波动率,从宏观层面初步证明实施涨跌停制度并没有让市场变得更加稳定。基于AH股的微观分析发现,涨跌停制度是A股市场个股股价高波动率的重要原因;在实施涨跌停的A股市场,融资融券制度的引入在现阶段也加剧了股价波动。与传统观点认为散户占比高是市场剧烈波动的原因不同,本文还发现大户交易者才是A股市场高波动率的诱因,而散户占比高只是提供了更合适的土壤。促进中国股市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注重监管协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对大户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违法交易行为,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     

中国股市的政策特征和诱因

中国股市是个政策市,其中对政治因素、政策目标和行政干预的考虑,要远远多于对价格机制的维护。股权的分割和大量股份的不流通,又为政府不断干预市场并控制股权提供了正当的依据。而冲突的政策目标、行政干预和股市内部人控制,是政策驱动的主要诱因。     

突发事件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分析——以英国脱欧为例

突发事件的发生对股票市场会造成冲击,通过有关数据估测其股价在短期内的波动和反弹,预测突发事件对股市的影响.基于事件分析法,通过英国脱欧对世界股市及英国股市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表明脱欧事件当天对世界股市及发生国均造成消极影响,而事件发生前后均为正影响,但事件对世界股市影响时间较短.     

股市泡沫循环的公共政策反应

股市泡沫循环对经济会造成负面影响,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采用公共政策对股市波动做出适当反应.本文在运用内在泡沫模型分析我国股市泡沫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把内在泡沫扩展到金融加速子模型中,探求股市泡沫循环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的具体机制,并用股票收益率和贷款增长率对金融加速子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推导出公共政策工具,且对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股市的公共政策做出政策评价.     

“大小非”解禁对股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大小非＂问题对股市的影响不在于解禁,而在于解禁以后的减持,如果大部分不减持,那么解禁规模再大,对市场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尽管如此,面对＂大小非＂问题给股市带来的负面影响,监管当局仍应进一步出台政策进行规范管理,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股价波动的关系研究

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股东和经理人之间存在道德风险,股权激励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使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股权激励计划公告窗口期是否出现超额的正收益或负收益.通过研究,能从中判断是否存在信息被提前泄漏、管理人员为了做低激励期权的行权价或限制股票的成本而操纵股价等现象,还可判断投资者对此事件评价.通过建立模型和数据统计分析,从总体和分类等多方面去观察,我们研究得出我国资本市场对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告事件给予正面态度,处于股权激励公告事件窗口期的公司具有显著的超额收益等诸多有建设性,为政策制定者、实施人、监管层等各方提供指导.     

走出"政策市"的困境

"政策市"是我国股票市场的一大特色,政府的政策调控往往导致股市大起大落.造成我国股市"政策市"的原因既有政府角色的"错位",也有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还有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扭曲.走出"政策市"的困境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矫正政府角色定位,完善市场机制,更新监管理念、体制,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中国股市"政策效应"新特征--来自QFⅡ的实证分析

中国股市历来对政策具有强烈的敏感性.本文以"QFⅡ出台会引起股市短期内强烈波动"为假设,通过构建QFⅡ指数时间序列、进行相关性分析、运用干预分析模型和ARCH族模型检验,并没有发现预期的市场反应.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横向和纵向细分了股市各期"利好"政策,提出"中国股市‘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和"‘政策效应'激发条件发生改变"的结论,并据此拟订政策建议.     

我国证券市场流动性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金融现象是流动性溢出效应.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交易的国债和股票为样本,利用VAR技术分析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之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问题.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远大于交易所交易债券,我们发现存在显著的股市流向债市的流动性溢出效应,而债市流向股市的流动性溢出效应统计上却不显著.同时我们发现各个市场自身的收益率和波动率对其流动性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最后我们还发现两市自身的流动性存在着很强的自相关性.证据表明当我国资本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时,尤其要加强对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的防范和监管.同时也反映出我国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的必要,使股市和债市的流动性相互影响相得益彰.     

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市场约束真的有效吗*——基于9起监管事件的实证研究

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存在“大而不倒”效应,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进而降低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一直是一项重要问题。本文选取巴塞尔协议第三支柱市场约束这一角度,采用事件研究法,针对我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 SIBs）股票收益对于2011—2015年期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中国银监会发布的G SIBs名单和出台SIBs监管政策等共9次监管事件产生的反应进行分析,并将我国进入G SIBs名单和未进入该名单的上市银行进行了对比,旨在研究监管政策的出台是否影响了市场对于该类机构的预期,即是否起到了市场约束的效果。结果表明,其中仅有巴塞尔委员会发布更新后监管要求这一事件对相关G SIBs股票收益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他8次事件均未使相关银行股票产生显著的负异常收益。这表明在大部分情况下,市场约束在对我国SIBs的监管中并未起到显著作用,未达到降低该类银行道德风险的效果。     

分业监管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监管研究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创新的重要应用模式,其中借贷模式最具代表性.互联网金融虽然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但其"破坏性创新"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极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因此,互联网金融分业监管肩负着风险规制及金融创新发展的双重任务.实证结果表明,借贷产业发展与监管政策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借贷市场对监管政策具有滞后反应,但随后就会产生与监管政策相一致的波动.因此,制定与出台高质量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是决定中国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质量与成果的关键,需要对中国当前借贷产业监管政策加以完善,以实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目标.     

市场有效理论对我国股市发展的启示

股票市场是否有效是股票价格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程度。根据对深沪股市1995年以检验表明,我国股市基本呈弱式有效市场。同时,运用市场有效理论有助于政府金融管理当局对股市的监管,也不利于我国股市发展中对机构投资的培育以及对个人投资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