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经济下竞争性国企的改革发展

在竞争性国企领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当前改革的趋势。竞争性国企应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下,政府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并侧重于对国企的监管;建立起市场化运作模式和退出机制;企业需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和选人用人制度,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方能确保竞争性国企的稳步发展。     

新论点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建议应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来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不能用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发挥过的功能来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除了个别类型的竞争性企业应保留若干国有企业,或在一定时间内保留若干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企业以外,国有企业应逐渐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让给非国有企业去活动。这样政府可以将国有资产转让所得,用于建立和发展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企业和社会公益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企业特征的调节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涉及多个维度,由于资源有限,企业很难做到面面俱到。文章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责任、道德-法律责任和慈善责任三个维度,分析了每个维度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了企业特征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道德-法律责任影响最大;企业声誉较高时,慈善责任影响最大,反之,则道德-法律责任影响最大;产品质量较高时,慈善责任影响最大,反之,则道德-法律责任影响最大。结论有望为企业有效配置资源来履行社会责任、实现收益最大化提供理论指导。     

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异质性、程序理性与决策质量的关系——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是影响企业高管团队成员认知与决策的重要情境,文章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维度分析高管团队社会责任取向与程序理性和决策质量的关系。285家企业的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成员经济责任取向正向影响程序理性、负向影响决策质量;法律责任取向正向影响程序理性和决策质量;道德责任取向负向影响程序理性、正向影响决策质量。程序理性的中介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关于国有企业加强无形资产管理的思考

<正>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担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安全责任。无形资产是国有企业的特有资源,在生产经营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它是维持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随着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无形资产的数量和质量、能力与水平反映了一个     

国企领导社会责任审计探析

当前，对国有企业领导的社会责任审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分析了国企领导社会责任审计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国有企业领导社会责任审计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职工的权益、社会救助与公益事业等。审计方法包括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的审计和和谐社会责任的审计。提出增强国有企业领导社会责任审计的有效措施：提高国有企业领导社会责任审计效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国企领导社会责任审计。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模式改进研究

国有企业绩效评价是国企治理的重要内容,对国企的改革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现行国有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指出现行评价体系以经济绩效考核为主,没有考虑国企的性质,缺乏对国企社会绩效考核;同时指出国企采用统一绩效考核体系未区分竞争领域国企和非竞争领域国企,不能体现出处于不同领域国企的实际绩效,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国企绩效评价应当区分不同类型国企进行评价,并且加强对国有企业社会绩效考核。     

监狱企业的社会责任研究

刑事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决定了监狱企业是一个以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特殊企业.因此,为罪犯提供劳动岗位,并在劳动中改造罪犯,是监狱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监狱企业的主要责任,经济责任则是监狱企业的一般责任.监狱企业履行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都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物质务件作保障,国家应将监狱企业的社会责任从道德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     

论企业的道德责任

一、企业道德责任的内涵 探讨企业的道德责任必须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说起.学术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狭义的观点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的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因为这两者属于自律的范畴,需要通过企业的自我约束来实现.     

论企业的道德责任

探讨企业的道德责任必须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说起。学术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狭义的观点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的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因为这两者属于自律的范畴，需要通过企业的自我约束来实现。     

企业产权、社会责任与权益资本成本

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是企业为社会利益而牺牲自身利润的行为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尝试从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来回答这个问题。研究发现：（1）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确实能显著降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其中改善企业对投资者的责任起到的作用最为突出;（2）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目前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更好且权益资本成本更低,但是积极的社会责任行为在非国有样本中更能发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     

双循环格局下的竞争中性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资本差异化功能的证据

本文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理论模型,从微观视角考察国有资本功能在国有、民营两部门中的差异,讨论"双循环"战略下如何有效配置国有资本,推动竞争中性框架的建立.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在理论上具有正向的经济效率并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但经验证据显示其经济效率偏低,且在国有和民营部门有较大差异.在国有部门中,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率显...     

食品安全伦理初探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政治、经济问题,从其道德层面而言应是一个伦理问题,本文通过提出食品安全伦理概念、意义、原则、措施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浅要的剖析,试图从伦理道德角度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体制改革什么

“十一五”规划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经分开,政事分开”为主要内容。政府兼有作为“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两重身份和两种职能,乃是“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根源。这种体制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学来的,长期成为计划经济的源头,现在成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严重障碍。为此,必须让政府从两重身份和两重职能中脱身,仅只具有“政治实体”身份和“公共服务”职能,统辖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国企;另在政府之外设置一个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如“人大”),统辖经营性竞争性国企。首先分清和分开两类职能不同的国企,即财政账户项目类国企和资本账户项目类国企,应该退出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的是政府而不是国企。再循此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是产权明晰,分级所有,可相互参股或控股。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需要体制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融资约束——基于社会责任“累积-保险”效应的研究视角

综合运用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长、短期社会责任的影响对比,考察了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时,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并论证了不同政策不确定程度下的效应表现机理。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具备"累积效应",长期社会责任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强于短期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也具备"保险效应",会显著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融资约束的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累积效应"仍然存在,且会因长期社会责任"保险效应"加强而得到强化。不同产权性质下：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较小,且"双效应"更稳定;而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受经济政策冲击更大。研究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融资约束的积极效应,呼吁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值得长期坚持。     

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力军,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除了要通过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和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等措施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外,还必须妥善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者的关系。     

品牌社会责任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品牌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承担者,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基于品牌的社会责任。品牌社会责任是指一个品牌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与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互动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社会责任履行满足社会期望的程度,其主要维度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慈善责任与关系责任等。品牌社会责任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包括经由重塑消费习惯所产生的核心影响与经由重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所发挥的网络影响。     

论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和司法化

《公司法》第5条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是倡导性、宣示性的道德责任。我们不宜将"公司社会责任条款"司法化,而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司法力度、制定《公司行为准则》、推出社会责任投资指数和建立公司社会责任的综合监督机制。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high-speed rail in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of a high-speed rail (HSR) firm when competing with an airline firm in a differentiated transportation market and the interactions with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a Cournot–Bertrand comparison. We find that a standard CSR chosen by the government is lower under Cournot than that under Bertrand when both the marginal cost of HSR and product substitutability are low enough, while a voluntary CSR chosen by the HSR operator is always higher under Cournot than that under Bertrand. We also find that the voluntary CSR could be higher or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CSR, depending on marginal costs, product substitutability, and competition modes. We then show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imposes an environmental tax together with CSR activities, both the strategic CSR and environmental tax are always lower under Cournot than those under Bertrand. Finally, we show that equilibrium traffic volumes, ticket fares, consumer welfare, and social welfare are independent of competition modes with environmental tax.     

Motives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motives of executive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abo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ir business. We distinguish three motives: one extrinsic (financial) and two intrinsic (ethical and altruistic) motives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motiv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by means of a sample of 473 executive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show that for social aspects of CSR, executive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driven by intrinsic motives than by the extrinsic motive. But also for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CSR intrinsic motives provide stronger stimulus than the extrinsic mo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