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基于CGSS2017年调查数据

以 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微观数据为基础,分析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同时考察子代受教育程度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有显著正向增收效应,且父亲的影响程度低于母亲;父母受教育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大子代收入差距;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收入的影响中,城镇、女性和东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子代受教育程度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代的增收效应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农村出现新“空巢”家庭

众所周知,"空巢"阶段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空巢"家庭通常指最小的子女离家后,仅由父母组成的家庭。就像小鸟长大后展翅高飞离去,空巢中没有了待哺的雏鸟一样。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的独生户和两子女户,因子女逐渐迁移离家(包括求学、     

“以权择校”: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择校

本文将党员身份和科级以上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利用CGSS2003数据对我国城镇地区"以权择校"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父母政治资本显著提高了子女择校的概率,更高的政治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子女的择校费支出,具有更高政治资本的人具有更消极的公共教育态度,但是具有更高政治资本并用于子女择校的父母则没有显著的消极态度。同时,本文还得到了党员作为政治资本的异质性以及隔代影响的证据。     

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测度及驱动因素分析——基于家庭农场的实证研究

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判断社会流动水平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重要依据.基于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及其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水平较低;父母职业层次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流动体现为职业向下流动;农村家庭劳动力在职业流动方面存在集聚现象,父母从事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其子女的职业也普遍是这三种,而父母为农业劳动者或非农行业工人,其子女的职业普遍也为这两种.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职业向上流动正相关,与职业向下流动负相关.此外,子女使用互联网、拥有非农工作经历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显著促进其职业向上流动,但已婚会显著阻碍其职业向上流动.     

别“肉糜”没吃上,“粗茶淡饭”也搞没了

<正>相比城市学校而言,乡村"麻雀学校"确实有天壤之别,处于苦苦支撑的尴尬境地。因此在规模办学撤并浪潮中,"麻雀学校"数量急遽减少。大规模撤并乡村学校的初衷,无非是要让更多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平心而论,为人父母者都有让自己孩子接受最好教育的愿望,为子女择校不惜重金的家庭肯定有,不少家庭也能负担孩子在城镇上学而产生的费用,但是我们不能     

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状况的调查与对策

通过调查发现,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1.农村贫困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偏低;2.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排行同其受教育存在相关,未上学的比例随排行增高而增高,子女的排行同希望其受教育的程度呈反比;3."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村贫困家庭面临的主要困难;4.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帮助较少。该文试图从经济、教育体制、法律和教育观念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     

救救“孩奴”

怕生孩子,不仅在当下的中国,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生得起却养不起"已成了他们的共识,一些生了孩子的父母称自己为"孩奴"。"要生育还是要生存"、"房奴+孩奴=一生为奴"——类似的苦涩调侃近来在中国80后群体中引发了空前共鸣,也催生了一个新名词——"孩奴"。所谓"孩奴"是指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忽视了自我价值的生活状态。如今的"孩奴"恐慌症在中国的年轻人中迅速蔓延,不敢生、不想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对此,一位中国学者说,有的父母给孩子买保险,从7岁到70岁都要让孩子有保证,这表面上看是一种无私的爱,但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恐惧,是对孩子的能力、对社会的不信任和怀疑。与中国相比,国外的一些群体中也存在"孩奴",但也有很多外国父母认为,要学会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而不要视其为一种负担或投资。     

“坏孩子妈妈联盟”幕后的故事

对于天下父母而言,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教育子女。当子女沾染了打架逃学、沉溺网络、顶撞师长等毛病,成为人们眼中的“坏孩子”时,做父母的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有的父母会棍棒交加,有的父母会苦心劝诱。新疆乌鲁木齐市的程秋杰的方法     

破解“新农保”象征性缴费陷阱——基于“大饥荒”经历的经验证据

基于CFPS2012 年数据,将“大饥荒”经历作为认知因素中创伤性记忆的典型事件,检验其对“新农保”象征性缴费行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大饥荒”经历能显著提高参保人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概率;这种影响还对不同年龄段人群产生了程度不同的队列效应,对幼儿组观测值的效应显著为正,并且效应大于婴儿组与童年组。饥荒持续时间也能显著正向影响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概率,但缴费档次的选择会随着饥荒严重程度的加剧而降低。“大饥荒”经历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可归因于童年遭遇的饥荒经历能长期深刻影响农户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其参保缴费档次的选择。鉴于此,改变农户的风险态度及政策认知应是“新农保”摆脱最低缴费痼疾的突破方向。     

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与子女劳动力供给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数据,本文考察了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采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作为私人转移支付的工具变量克服了计量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提高1%,子女的日、周、年劳动力供给将分别降低0.0254%、0.0536%、0.0991%,据此测算,父母对子女的私人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将使全国劳动力日劳动供给减少约5.24万小时。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父母通过私人转移支付"购买"子女提供的关爱、照料服务而挤出了子女的劳动力供给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研究还发现,来自父母的私人转移支付对子女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只存在集约边际,而不存在广延边际,即其仅减少了子女的劳动供给时间,而并没有使子女退出劳动力市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自上而下的代际转移支付带来的经济影响。     

居民健康资本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抽样调查方,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健康与收入呈现分层现象;受教育程度与健康资本存量的关系显著相关,且受教育程度与健康资本呈倒"U"型关系;生活方式影响居民健康,如吸烟、酗酒、作息时间不规律等不良生活方式对健康资本产生负效应;教育程度,睡眠质量,乐观的心态对健康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政府应加强健康投资,通过提高收入、教育水平,改变居民不良生活方式等途径来提高居民健康人力资本。     

外资进入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差异——基于中国城镇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城镇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收入总体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居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等基本的收入决定要素下,逐步引入产业、省份、企业所有权和职业类别的固定效应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外资进入对高技能劳动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者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外资进入对男性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大于对女性劳动力收入的正向影响;外资进入对高收入者的正向影响大于对低收入者的正向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外资进入在提高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在拉大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关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对策:改革户籍制度;依法强化农民工送子女入学的观念;大力扶持兴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和班级;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文章基于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贸易要素禀赋论,实证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技术要素禀赋与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禀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环境方面,对外商限制程度越低、产权法制保护越宽松、政府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要素禀赋和经贸合作方式越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农户的收入分化效应——基于云龙水库移民建设的实证研究

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产生大量搬迁移民农户,识别被动式移民农户并准确估算搬迁前后收入分化的福利影响效应,对评估工程建设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以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为例,根据212户原云龙水库区域农户搬迁前后收入情况的入户调查样本,采用双重差分估计法分析不同个体特征和社区特征对移民农户收入分化的净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改变了移民农户原有的生活方式,会对移民农户搬迁后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具有不同个体特征和社区特征的移民农户在搬迁后会产生收入分化效应.当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移民农户搬迁后的收入水平越高;当移民农户选择搬迁至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搬迁后收入增加相对容易.据此,从鼓励居民外迁、加强技能培训、选择工业化水平高的迁移地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璋瓦皆喜 喜意各表——生儿与育女的家庭养老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分析成年子女性别及教育对家庭养老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男性而言,无论是居住距离还是是否同住方面,女儿更疏离于原生家庭,但是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拉近其与原生家庭的地理距离;教育水平的增加显著降低了男性看望父母、与父母联系的频率,而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相对于其兄弟会更多地看望父母、与父母联系;个体与父母经济距离方面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文章认为提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不仅有助于女性自身福利的提升,也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福利的改善。     

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

伴随着大规模的“打工潮”而来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水平,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瓶颈之一。针对面临的“留守儿童”严峻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监测与评价调查数据,运用倍差估计方法,分析了父母外出打工及返乡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外出打工者的性别对子女成绩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父亲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并无显著影响,而母亲外出打工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显著的负效应。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相对于父亲监护类型,母亲监护更有利于儿童的学业成绩。此外,父母外出打工之后是否遐乡并不会显著的提高留守子女的成绩,这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同时存在“收入效应”和“教养缺失效应”的双重作用,打工带来的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父母养育角色缺失所导致的社会化过程不完整的不利影响。     

财务舞弊、行业特征与公司投资“同伴效应”

公司同伴效应是指公司个体行为受到参照组内其他公司行为或特征的影响,高管社会学习是导致公司同伴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学习行为是否理性还值得商榷。本文以2000—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特征的研究视角,考察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对同伴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向外界传递行业虚假繁荣的错误信号,同伴公司为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而扩大投资规模;而且,同伴公司的反应程度受行业特征的影响,具体而言,行业竞争度加剧了同伴公司对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的错误反应,行业景气度与同伴公司反应程度存在负向关系,处于成长期的同伴公司更容易受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的影响,表现出更大规模的投资扩张。本文基于行业特征视角研究财务报告舞弊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助于理解"同伴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也为财务舞弊产生的不良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跨国公司通过后向关联途径对东道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为了能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文章首先从后向技术溢出的内涵及途径两方面对现有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然后,分别对后向技术溢出的正向效应和非正向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发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支持正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最后,从东道国和跨国公司两个层面,将国内外学者关于跨国公司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技术差距、行业开放水平、投资动机、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外资集聚程度都对跨国公司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产生影响。     

关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思考

本文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对策:改革户籍制度；依法强化农民工送子女学的观念；大力扶持兴办农民工子女学校和班级;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