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文章基于2013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将城市融入分为城市接纳和个人心理认同两个维度,通过与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比较,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分样本中,在打工地拥有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对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养老保险与定居期望交互发现,养老保险强化了城市定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心理认同融入的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阐述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从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及文化认同等层面给出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行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社会质量分析:问题聚焦和建设路径——以成渝地区为例

本文以社会质量理论为指导,从"制度—非制度"、"集体—个体"两大维度,梳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构建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质量分析框架,明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因素和主要路径。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分析框架对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共服务质量较低、人力资源开发不足、身份认同不高三个方面。据此,当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逐步完善无差异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上,改善其融入条件,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源开发,以强化融入能力、提升融入动力,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增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和身份认同,实现"高质量"的融入。     

何以为家:农民工身份认同与落户意愿

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的落户意愿进行研究。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从身份认同的8个指标中提取了 "认同意愿"和"内心认同"两个公因子,构造了农民工个体的"身份认同度"。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本地人"的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对落户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认同度越高越愿意在当地落户;此外,农民工对于城市的满意度与制度的支持均对落户意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农民工对于城市的身份认同感与满意度;二是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生存的可持续发展。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分析

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或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不仅会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结合对甘肃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调研,本文从就业和收入、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认知等方面对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基于目标设置理论的渐进适应模型,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生活适应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程度的强化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融入预期,同时其在农民工的生活适应状况和社区融入预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适应变量上突出表现为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则呈现抑制效应;在公平感知变量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感知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统计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加强教育培训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举措,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广州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城市融入意愿、城市融入情况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意愿越强、能力越高,城市融入程度也越快、越深、越和谐。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因素及个人因素综述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最有可能实现从农民转为市民的群体,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比有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其城市融入水平受到诸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状况、子女受教育机会等社会因素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原生家庭经济水平等个人因素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从职业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是职业主体和职业环境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职业能力获取和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引入到职业自我效能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中,识别职业能力获取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中介效应,探究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处理实证数据,研究结论表明,职业自我效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职业能力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和市民化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确定性职业环境负向调节新生代农民职业主动性和职业能力获取的关系。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内容结构及相关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包括6个维度,分别是组织匹配、组织关系网络、组织损失、社区关系网络、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损失。二阶因素分析表明,工作嵌入是由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层面构成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组织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工作满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是组织嵌入与回乡工作意愿的完全中介变量;社区嵌入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支持是社区嵌入与回乡工作意愿的部分中介变量。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社区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长效之道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愿望强烈,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城市融入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除了来自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阻碍之外,这一群体的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自身阻碍为视角,阐述这一群体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社区教育在破除自身阻碍方面的优势,提出通过社区教育来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城市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缓解心理问题,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研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便是这些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社会阶层中的典型代表。研究阐述了改开新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分层问题及促进社会各阶层有序流动的意义;从政治平权诉求、经济平等诉求和文化认同诉求等方面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分层问题;给出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有序参与政治权,维护其合法经济权益和提振其对城市文明的文化认同感等若干对策来促进社会各阶层有序流动和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