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兼对邓宁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检验

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为分析框架,我们选取浙江1990--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IPI和计量模型,对浙江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浙江对外直接投资虽处于IDP理论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阶段,但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基于这一阶段的对外投资特点与要求,提出了一些促进浙江对外投资的建议.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与中国FDI发展阶段定位研究

本文基于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阶段加以定位研究。通过对1991～2010年中国人均NOI与人均GDP的回归以及FDI的流入与流出平衡性的综合判断,本文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已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这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先于而不是滞后于经济水平的发展。本文在发现中国的投资发展周期短于IDP理论预期的同时,也对该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的修正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多种方法,利用1992年至2005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单向因果性,即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极为迅速,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呈现阶段性的特征。本文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和阶段检验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选取了中国1982．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并运用对外投资绩效指数（OND）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次,本文选取198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数据,以及2003-2009年各省区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DP）,就中国以及中国不同地区海外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已经处于第三阶段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已经越过第三阶段进入到第四阶段早期的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高速发展的趋势。     

中国OFDI增长的母国经济动因: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投资发展路径论构建了一个阐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的理论机制,揭示了其背后的母国经济动因:本国经济增长通过引发国内产业结构变迁导致了OFDI的动态变化,进而表现为投资规模和速度、投资动机与结构、投资地区等发生相应转换。进一步地,通过选取1982-2015年中国OFDI、GDP和工业增加值三组时间序列变量,对上述理论机制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现阶段中国对美国OFDI的发展及启示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发展中国家OFDI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美国OFDI不仅可以加快本国技术革新的步伐,而且时于两国间贸易摩擦的化解具有重大作用.基于此,笔者首先借助历年数据将中国对美国OFDI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并提炼出了相应的结构性特征;接着对影响中国对美国OFDI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市场规模、研发支出、出口水平和汇率水平与中国对美国的O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据此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

本文回顾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和国内对我国开展对外投资的理论文献,对我国所处的成长阶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我国已经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中间的结论。通过增加相关变量,扩展了邓宁的IDP理论模型。并使用国际面板数据,用PCSE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对外投资规模进行了趋势性的预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ECM模型

随着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迅猛,我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都有了迅猛地增长。针对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研究的结果出现显著的差异,本文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利用2001年至2010年度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依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些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地区能耗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能耗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地区能耗强度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上升,中部地区也进入此阶段,但影响程度没有东部地区深,而西部地区处于能耗强度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而降低的阶段。短期来看,因目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除东部地区滞后二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能耗强度有影响,其他短期内影响都不显著。政府应该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结构。     

中国OFDI推动低碳经济的路径构建

深入分析了我国OFDI与低碳经济的关系,构建了我国OFDI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低碳契机和低碳要求下,我国的OFDI应从投资动因出发,从投资产业、区位选择和进入方式方面建立低碳路径,引导低碳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具体而言:以低碳投资巧避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用低碳投资化解"贸易隐含碳"的困境,在低碳投资中寻求技术溢出效应;采取跨国并购和国际战略联盟的方式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战略框架,以树立低碳大国形象,既实现低碳经济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低碳经济在OFDI的引导下实现长足发展。     

共生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一带一路”五通视角的经验证据

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五通共生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效率作用机理，并提出理论假说。基于2011—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水平评价体系，通过时变随机前沿模型实证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共生环境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所形成的国际互惠共生环境会显著提升中国OFDI效率。从五通视角看，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的共生环境水平不同程度地显著促进中国OFDI效率；设施联通共生环境水平与中国OFDI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化国际互惠共生关系和提升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提供了政策思路。     

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推导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般均衡关系,并利用1985—2013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协整关系,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金融发展通过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溢出技术的吸收水平间接引致生产技术进步,进而成为增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调节经济增长的长期失衡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以及现实可行性。     

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替代、互补和融合.本文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际,按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行业和发展阶段分析并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政府给予具有贸易创造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的必要性.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协整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及其相关理论,利用1979-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我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长期来看将带动我国就业增加0.13%.文章还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及其调整机制.     

垂直型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门槛——基于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研究

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主要是研究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一定的垄断优势,反而低估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能力。本文在理论建模中放弃了要素密集度同质化的假设,将对外直接投资分为水平型和垂直型,证明了垂直型对外投资的生产率门槛要低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企业有更多机会从事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采用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检验后发现,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际上偏重成本导向,对外投资并不像出口一样存在着"生产率悖论",其生产率要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企业。同时,实证检验还进一步证实了理论模型中的假说,即垂直型比水平型对外投资有着更低的生产率门槛,这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推动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ECM模型的检验

本文结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利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ECM),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结果发现,不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而汇率的波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明显.基于这一结论,在当前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鼓励我国企业抓住这一机遇,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文章首先从不同类型国家的视角出发,将中国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技术创新,从机理和实证分析两个方面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中国企业通过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使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而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然后通过建立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因素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结果 表明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已经越过了门槛值,能够满足吸收能力的要求.但是全国仍有一半地区的研发强度没有达到门槛值,抑制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双向投资:趋势及战略选择

为了促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建立互利共赢的投资模式,本文以邓宁的IDP理论和技术变迁产业升级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中国与不同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地区)间双向投资的趋势、原因及特点,发现中国的双向投资处于中级不平衡阶段;对于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仍然需要加强高质量引资;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中国的双向投资已经走在了前列,但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同时从双向投资角度评估了我国当前的产业升级路径,并为我国提供了战略选择。     

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重要途径之一。近些年来特别是"入世"以来,我国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逐步由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过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本文选取1981-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及产业结构优化指标的相关数据,构建了VAR模型,并且采用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和Granger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在短期内两者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贸易扩张:互补还是替代?

利用中国对外投资综合增长率和出口总额增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走出去战略实施对我国贸易扩张的积极作用,研究中对数据分别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并讨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存在创造效应,并且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贸易增长的Granger原因;在长期,中国出口增长同样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的发展,与出口的增长之间为互补关系。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两个角度都得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