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披露的研发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终极产权论视角,研究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投资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减少高风险、长周期性质的研发投资,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小。     

终极控制股东产权性质、金字塔层级与会计稳健性

笔者以2004年~2010年间我国沪深两市金字塔股权结构公司为样本,首次研究金字塔层级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并分析终极控制股东产权性质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字塔层级与会计稳健性正相关,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金字塔层级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认为金字塔层级反映控制股东行为,政府监管和公司治理应充分考虑金字塔股权安排和终极控制股东产权性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影响因素的制度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我国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对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私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保护私有产权向政府寻租,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资源转移等多重动机选择集团化、股权集中的终极控制权安排;国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变革制度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压力也会选择股权集中的金字塔结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所形成的重筹资和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特征也使终极控制股东的上述动机通过上市公司更加容易实现.所以,特定终极控制权配置结构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益模式相互强化,治理大股东控制和利益侵占则需要多种制度因素的协同变革.     

政府控制、市场化进程与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

本文实证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在不同产权类型与不同政府控制层级最终控制人的公司中其对投资行为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越高地区的公司,其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水平会越低;市场化程度对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终极控制人的不同产权性质之间表现出显著差异: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明显;即便是同为政府控制者,在其不同控制级别下,进一步衍生出抑制效应的差异,即: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比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更为明显.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实证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股权结构影响公司价值。从价值的创造过程看，股权结构首先影响公司投资，从而影响公司价值。解释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表明，国有股东控股的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股东控股的公司能够较好地控制过度投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现有股权结构导致了扭曲的公司投资决策。     

国有控股、投资效率与信贷资源配置

银行信贷是我国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对国民经济发展、企业融资决策有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2001—200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对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对投资效率和银行信贷配置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过度投资程度越大,越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相对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而言,随着过度投资程度的增大,国有控股公司获得的银行信贷规模越大;国有控股公司过度投资的程度要大于私有产权控股公司。上述结果表明,银行的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了过度投资的国有控股公司,我国信贷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有待优化。     

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当超额商誉规模更大时,控股股东通过股权质押进行外部融资的规模更大。其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使得股价高估程度越大,进而使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规模更大。该结论表明,超额商誉的支付能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进而导致企业愿意在并购交易中支付更高成本。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研究了高额商誉资产与超额商誉的关系,研究表明,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企业超额商誉规模越大,并且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上市公司股价高估程度更大,进而使得有融资需求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规模更大;基于审计质量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超额商誉对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在低质量审计组更显著;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控股股东在超额商誉规模较大时质押股权是高风险行为,因为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使得股票价格在未来期间大幅下跌的风险增加。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来自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2013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结果发现: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显著负向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的上市公司相比,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研究表明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分析——基于机械设备行业的实证

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和实业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由于不同行业其资本结构和绩效的关系不同,所以分行业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选取上证所和深证所机械设备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资本结构和公司绩效的相关性。考虑到不同产权性质的控股股东其目的和行权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会对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将样本分为国有性质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性质上市公司两部分分别进行研究,以验证不同产权性质下资本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否相同。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视角,在考察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交叉作用的基础上,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研究结论表明,分散化的股权和国有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效果相对较差,从而使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借助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深化了已有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国家控股、超额雇员与劳动力成本

与以往很多直接检验股权性质与公司绩效之关系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1999—2002年健康运营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雇员角度研究了控股股东的所有制性质对上市公司社会性负担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国家控股公司比非国家控股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员工,并且国家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主要源自上市初的历史遗留冗员;超额雇员和高工资率共同导致国家控股公司承担了比非国家控股公司更高的劳动力成本。此外,还发现在国家控股公司中,国资部门控股公司的超额雇员最多、劳动力成本最高;并且相对其他公司而言,该类公司上市后可能继续超额雇员。因此,推进上市公司产权多元化改革和避免国家直接控股,对改善公司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大股东减持作为一种支持行为之探析

＂掏空＂和＂支持＂行为对公司来说是两种作用对称的行为。大股东减持作为＂掏空＂行为之一已有研究,作为支持行为还未见研究报道,然而大股东减持是能够作为支持行为的。大股东减持既可能用套现获得的资金直接支持上市公司,也可能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机构、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实现支持。两个案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大股东在公司处于财务困境时减持可能是大股东支持行为之一,但这还有待于对大股东减持与其支持行为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债券融资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最近十年503家上市公司发行的984只债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产权性质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债券融资成本正相关，制衡度与债券融资成本负相关。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结构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产权性质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司债券定价理论，为发行人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投资人评估债券投资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并为监管部门完善债券市场监管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家族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

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目标的追求是其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重要特性，社会情感财富目标与企业经济利益间冲突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容忽视。以社会情感财富为理论基础，基于573家上市家族企业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受市场化程度影响时，家族涉入情境下信息透明度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透明度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促进企业R&D投入；家族控制对R&D投入有消极影响；当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时，会抑制家族所有者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动机，进而增强其对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在市场化程度更高、产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地区，信息透明度会缓解家族控制权对R&D投入的消极作用。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家族涉入异质性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2013—2019年深沪A股家族企业数据，构建家族涉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模型，关注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探究家族涉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其中，将家族涉入重新界定为家族所有权涉入、管理权涉入和代际传承涉入3个维度，将创新绩效按照创新成果范围划分为技术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两个维度。结果表明：①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均与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家族所有权涉入抑制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②家族管理权涉入、代际传承涉入通过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即研发投入在其中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建议家族企业适当降低家族所有权涉入程度，摒弃以限制型社会情感财富的思维逻辑权衡企业创新问题的做法，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