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正>农业与农村张玮以1942年张闻天调查为中心,研究了抗战时期晋西北的地租、租率的变动。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实行"二五减租"。李德英认为四川的减租运动激化了租佃关系,中小地主和佃农生存均出现了问题。②陈安定等首次利用家谱资料,详细考察了近代以来义乌族田的管理经营状况。③张少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进行了专门研究。④王志龙通过分析指出安徽族田在来源渠道的多寡上存在差异。他还从祠堂数量、捐献族田人数以及     

200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SSCI

农业与农村张玮以1942年张闻天调查为中心,研究了抗战时期晋西北的地租、租率的变动。①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实行＂二五减租＂。李德英认为四川的减租运动激化了租佃关系,中小地主和佃农生存均出现了问题。②陈安定等首次利用家谱资料,详细考察了近代以来义乌族田的管理经营状况。③张少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进行了专门研究。④王志龙通过分析指出安徽族田在来源渠道的多寡上存在差异。     

近代闽赣边区地租率的再探讨

被长期描述为50-80%的近代赣闽边区的地租,其内涵实际仅为土地一季的"正产"量的比率;根据边区耕地二熟"副产"十分普及以及它在佃农生产与生活的重要地位的等情况,考察副产收获量及其在土地总产中所占比重,得出边区土地的真实地租实为36%左右.     

租佃制度、土地收益与农地减租的推行困境:以川西地区为例北大核心

1949年秋,国民政府为挽救败局,稳定后方农村,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导,在西南四省一市强势推行农地减租,要求地主减收四分之一租额,并划定示范区更换租约。租佃制度本是主佃双方经过长时间利益博弈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设计,租额变动引起了押租和押扣的变化,主佃之间围绕减租与扣息的先后、押租价值如何评估等问题争论不休,农地减租政策亦朝令夕改、漏洞百出。农地减租要求地主让渡四分之一地租收益给佃农,打破了主佃平分土地总收益的分配格局,扣除耕作成本,地主占据土地收益由减租前的优势反转为劣势。地主利益受损,对农地减租政策百般拖赖,甚至以撤佃相要挟,导致农村租佃纠纷频发,主佃关系恶化,佃农非但没有得到减租实惠,反而增加了租佃成本。     

20世纪30年代成都平原佃农地主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成都平原佃农地主结构的分析,揭示该地区复杂的租佃关系,探讨该地区佃农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     

宋朝租佃经济效率研究

宋朝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宋朝租佃市场属于竞争性市场,地租率由市场决定,对租佃双方都是有利的;在宋朝广大佃农家庭经济条件差,抵御经营风险能力弱的社会条件下,采取分成租佃制是适应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随田佃农”也是有利于保障佃农权益的有效制度选择。     

清代畿辅旗地永佃形态的历史变迁

清代畿辅旗地永佃形态的发育是一个复杂而又动态的过程,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清前期,虽然由投充、押租、指借以及包佃等方式,一些旗地佃农在不同程度上拥有了永佃乃至田面的权利,田面转让交易也已出现,但直到乾、嘉以后佃户不被任意增租夺佃的权利得到中央政府完全确认,旗地永佃才得以在整个旗租地进一步发育。在这种有利于佃农的环境下,久而久之,到道、咸时期最终引发了旗地田底与田面的完全分化,并再度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于光、宣时期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即"法理上的田面权"。这是一个进步的趋势,它既有利于旗地佃农经济、身份地位的提高,在长时段内有力地促进了畿辅地区土地占有的分散化,也有助于地区乃至国家层面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     

台湾农村经济关系的变迁与展望

台湾于1949年到1953年期间,进行了一次带改良性质的"和平土改"(简称"土改"). 一 这次"土改"大体上包括三个内容:一是"三七五减租".规定地租额不得超过出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二是"公地放领".即把从日本人手里没收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一年正产物的两倍半,由"承领"农民在10年内分期摊还.三是"耕者有其田".即由台当局出面,征购地主水田超过"三甲"或旱田超过"六甲"的耕地,再转售给"现耕农民".     

论城市土地经营中的利益分配——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基本原理

土地利益分配是在国内城市经营实践中广受争议的问题.文章首先讨论了马克思地租理论对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活动的适用性,并运用该理论,探讨了一种新的城市土地利益分配机制,即国家凭土地所有权获取绝对地租,城市政府经营土地获取级差地租,土地使用者开发土地获取平均利润.     

科技园区的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的性质科技园区往往依托城市,或在城市内部,或在城乡结合部。科技园区的土地主要用于企业、大学、研究所.中介组织和行政机构建房.以及道路交通、绿化、福利设施、商业设施建设等。从用地内容看,属于典型的城城市用地,因此,可以在城市土地利用理论的框架下讨论科技园区的上地利用问题。在科技园区,土地利用者可以假定为"经济人",即他们都追求经济效益最优化和花费最少化。土地利用效益和花费直接决定于地租。按古典单中心模型的解释:地租价格与城市中心距离呈反比.越远价格越低.越近则越高。不同区位之间的地租价格差异正好补偿其区位通达性上的差异。地征购的节省费用大致可以补偿克服交通不变所增加的费用。逻辑上讲,古典单中心模型有一     

土地市场与赋役制度的协同演化:清初江南均田均役再讨论

明清时期的土地市场中,一定的赋役制度及其所形成的册籍是确保土地权利的核心机制之一。因此,如欲进一步深化理解明清土地市场的内在秩序,特别是国家权力与市场演化的互动关系,一个重要议题便是从赋役制度的角度分析明清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田两主与田面权分化。康熙初年苏松地区的均田均役改革中形成了"销圩"鱼鳞图册,并出现了"业佃并录"的现象。这应当被视作赋役制度因应土地市场的演化而出现的新动向。17世纪以降,田面权市场进一步发展,田面主承担圩甲,从而参与到徭役佥派、税粮征缴之中。地方政府对赋役制度的调整,不能不与这种新的土地市场秩序相适应。     

压力下的选择——近代东北农村土地关系的衍化与生态变迁

本文从探讨近代东北地区生态系统与农民经济的互动关系入手,将环境、市场、阶级、文化等诸方面要素纳入整体性的生态视野上进行考察,并对以往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关系问题所存在的种种争议,从生态经济视角进行解释。东北近代生态压力显著提高,农村中土地关系也随之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在土地生产关系转变与重新确定过程中,地主的嗜利性、乡村道义规范、佃农雇工的斗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既保证了大土地所有者超然的收益和社会地位,也保证了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进而维持其制度的稳定与持续。当生态压力达到相当大的程度时,大土地所有者则开始将资金从乡村撤离,进而造成该地自耕小农经营的主导地位和社会"均贫化"的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正一、研究对象和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六篇,简称地租篇。马克思在本篇一开始就指出这一篇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种特殊历史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它与以往的土地所有权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资本主义关系所决定、所派生出来的,既不同于封建的,也不同于小农经济的,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土改:农民心中难忘的记忆--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土地制度变迁考察报告之一

文章对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土改"时代的土地制度实施以及与之相关的"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情节、土改时"阶级成分的划分"、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等作了详细考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土改属于"强制性的变迁",给农民的土地观念带来深远的影响,并留下美好的记忆.     

贾康:房产税并非只是打压房价

开征房地产税的可行性1.我国在改革中已推出的"土地出让金",其性质是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凭借所有者身份对使用权持有人收取的地租;而房地产税,其性质是不动产保有环节上使用权持有人所必须缴纳的法定税负,收取者(国家)凭借的是社会管理者的政治权力。"租"与"税"两者是可以合理匹配、并行不悖的关系,不存在所谓不可克服的"法理障碍"和"不能容忍的重复征收"问题。     

买房的最佳时机到了吗

根据"现在是不是买房出手好时机"而做的民调,大家的回答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第二类是"继续持币观望",最后一类是"看不明白,信号错乱".数据显示,选择第三类的占到了61.97％.除去现在要出手的20％,持"继续持币观望"和"看不明白,信号错乱"态度的占到了80％.除了房地产调控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任志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政策不明,没有一个好的经济预期.     

2007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

总论赵轶峰指出,用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思想模式来分析明清中国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是一种把明清史当作"变态"来看待的方法,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以"正常"的视点出发,可得出明代中国的趋势是演变成为一种帝制农商社会.[1]王亚民利用托马斯·孟的晚期重商主义考察明清时期的经贸增长,认为明清帝国在客观上不自觉地成为了"贸易差额论"特殊的实践者,其"生产人口与技艺对于财富增加与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理论,在明清江南地区亦得以证实.[2]傅瑞斯认为,"富国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拥有市场的自由,穷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拥有官僚的专制"的观点并没有真实地解释中、西方在历史演化轨迹中所出现的"大分岔",作者对基于英国或其他发达工业国早期历史上的军国主义财政策略和中国清代以降所采取的悲天悯人的家长式农业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强调西方崛起或工业化并非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国家意志、海外贸易和奉行了军事财政体制造成的.[3]王秀丽以英国为参照,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三个方面阐释了明代经济缺乏有效拉动而落后的缘由.[5]李国运从产权经济学的视角对明代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权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14-16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市场的历史必然性.[5]余同元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认为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6]     

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问题研究——兰州市七里河地区为例

兰州市七里河地区是国家"一五"、"二五"时期建设的装备制造业基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后,地处西北的七里河装备制造业陷入亏损破产境地.国家实施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战略装备制造业战略是七里河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与振兴的大好机遇.     

论习仲勋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贡献

文章指出,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对根据地的经济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大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发展农业生产;二是重视商品经济,实行对外贸易;三是印制发行货币,搞活苏区财政.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户口地探析——以档案为中心

清朝统治者否认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是"带地投诚",并将土地恩赏于土默特众人"以资赡养",而大范围开垦致使该地区形成了性质不同的官属地与土默特户口地。本文通过分析相关满、汉文档案和土地租典契约,认为尽管土默特蒙古户口地的所有权归清朝统治者所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土默特蒙古能够支配其土地,以致相关禁垦、禁典政策成为一纸空文。与此同时,随着大量内地民人进入蒙古地区,带动了土默特蒙古人土地私有观念的产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