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不对称信息环境下的金融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视角的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和金融风险处置上的作用日益被强调,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权责却模糊不清。本文从中央政府的视角,从信息、道德风险以及金融外部性三方面来分析金融管理的集权与分权问题。研究发现在金融集权的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干预,一国可能会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状态。在金融分权情境下,地方状态信息对一项金融政策制定越重要、信息甄别成本越大,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权的价值越大,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容忍度越高。而当引入金融外部性,尤其是金融风险极易跨区域传染的特性时,有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力和丰富的宏观金融工具的中央政府在协调地区间金融溢出效应,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相比地方政府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而,本文认为在金融分权的情境下,政策性金融权力的下放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放与不放的问题,而是一个金融适度分权问题,即合理地将一系列的政策性金融权力配置给中央与地方政府,寻求最优金融分权结构,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集权与分权的抉择—改革开放30年中国财政体制的变迁

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反映出财政分权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出现了财政集权的趋势;当前中央和地方间的事权错位,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基层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不当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造成了我国财政纵向不平衡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较高,但税收控制度低;财政分权对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有着不确定的影响;未来的改革还需要在进一步权衡分权和集权优劣的基础上作出选择,适当的分权是大势所趋。     

政府分权促进了政策创新吗?

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分权因考虑到了地方政府所进行的一些同步实验而促进了政策创新。然而,这里却忽视了一个学习外部性问题：成功的政策实验为所有政府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虽然地方政府忽视了它。但中央政府却不应该如此。本文使用社会学习模型对集权和分权情况下的政策创新进行了比较。结论是：倘若地方政府相对同质或者数量较大,集权将比分权导致更多的政策创新;而如果有多种实验政策可供利用的话,分权也许会比集权能引发更多的政策创新。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由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及其财政活动、财政利益相关者及其财政问责构成,是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的概括。经济、政治和行政制度决定着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集权"的制度组合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放权"的制度组合下,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都不够完善,可行对策是从政治、行政和财政三个层面上推行分权改革并提供配套措施。     

论解决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国政府间特殊的权力划分关系是我国财政体制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央政府相对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优势地位使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体制进行调整,这会使体制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不断震荡,整个社会要付出沉重代价。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体制问题需要实现"自上而下"分权向"自下而上"授权的转变,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三方演化博弈分析——基于财政分权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风险隐患犹在,风险约束机制亟待完善.在中央政府财政分权背景下,文章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博弈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以及整体的演化稳定策略,并进行仿真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通过三方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加以控制,中央政府演化稳定策略的选择受其审计成本、惩罚额度和转移支付影响,地方政府演化稳定策略的选择受其负债成本、金融机构的监管成本与惩罚额度影响,而且中央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稳定策略选择会相互影响.最后,文章结合当前财政分权的形势,从博弈参与方的视角给出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债务治理体系现代化.     

分权改革以来的法国公共投资监管述评

公共投资是政府主导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1982年开始的分权改革使法国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下放权力,2003年新一轮改革提速初步实现了法国政府纵向和横向层面权力关系的重构。在扩大地方权限后,中央加强了权力转移后对地方的制约监督。公共投资领域集中体现了分权改革以来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借鉴法国经验,我国政府投资监管应当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同时,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推进监管法制化和职责、程序法定化。     

教育支出分权与地区人力资本

财政分权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普遍。本文以探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分权"为目标,从教育支出分权入手,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教育支出由哪级政府承担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理论上通过构造分权模型结果表明,当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作用越大时,越应该分权。面板数据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教育支出过度分权于县级政府,而且存在着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提高中央教育支出的集权程度,会对中部的人力资本积累有更正面的影响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动态博弈分析

文章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持领域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在两种不同目标下,各局中人的博弈过程,并得出了各局中人的均衡解。研究结论如下:(1)如果中央政府以"地方政府执行优先"为目标,越不满意中央政策的地区和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将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对较低的支付方案。对中央来说,对这些地区实行一定的支出优惠政策和增加奖励性支出是理性的策略。(2)如果中央政府以"中央支出最小化"为目标,当"收买"比"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所费成本更小时,中央政府会重新制定较低的支付方案;但是如果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供给的直接支付的成本超过"惩罚"成本和奖励后,中央政府会选择惩罚"不执行"的地方政府。建议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支付方案的同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财政责任。其次,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供给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     

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与人口城镇化推进——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的实证分析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府际关系格局下,上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往往通过下级政府逐级"加码"的方式来实现。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中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目标数据,从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两个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以及缩小二者差距目标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在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逐级"加码"行为。具体表现为:(1)在省级政府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都显著高于中央政府目标。(2)地级市政府行为具有策略性,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低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高的"加码"幅度;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已经高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低的"加码"幅度。(3)不论是在省级政府层面还是在地级市政府层面,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都要显著高于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地方政府的这种"加码"行为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的政策目标,但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率崇拜"。     

浅析财政分权原则——基于事权和和财权的划分

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大量财权收归中央,却下放更多的事权给地方政府,导致地方财政的纵向不平衡——在财权上集权,在事权上分权,其弊端正逐步显露出来.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财政分权体制如何才算合理,财权和事权划分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总结学者现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提炼财政分权原则,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区建设中中央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在金融集聚区建设中,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表现出行为生态学特征。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显示双方期望收益、中央政府出台政策的力度、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不支持情况下建设金融集聚区遭受的损失程度及双方初始博弈策略选择状态决定了演化稳定均衡策略。基于此,提出了因地制宜改变博弈参数、提高地方政府对正向激励和行政惩罚措施的敏感度、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等建议。     

考虑合谋和声誉的高能耗企业碳减排主体间博弈分析

在考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声誉的基础上,分析了高能耗企业碳减排中各主体及其行为倾向,构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地方政府与高能耗企业间的博弈模型,并分析了两模型的混合策略均衡解。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中央政府的检查效率、降低检查成本、加大惩罚力度、提高声誉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影响、提高地方政府做假时需付出的伪装成本,可以有效制约地方政府和高能耗企业的欺骗及做假行为。最后,提出了提高高能耗企业减排积极性、避免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行为发生的政策建议。     

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

本文分析了人口流动性的内生决定 ,以此解释中国户籍管理政策变迁的动因。文章表明 ,分权框架下的区际竞争将推动政府降低人口流动成本。一般而言 ,集权 ①框架下的最优流动性水平普遍低于分权框架下的流动性水平。与我国近 2 0年来户籍政策变化相一致的是 ,跨区劳动力配置需求的上升增加了户籍管制的效率损失成本 ,将推动人口流动成本下降。我们认为 ,除了协调地方公共品供给外部性、限制地区间税收竞争以最大化税收收入这两个基本原因之外 ,我国户籍管制的另一个特殊原因是便于执行地区差别政策。而设置流动成本的效率性取决于政府目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致性程度。     

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一个经验分析

本文对财政分权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做了经验分析,发现虽然财政分权总体程度与民间投资正相关、统计上不显著,但提高基本建设支出的分权程度,却能促进民间投资.基本建设分权有利于地方政府把信息优势转化为效率优势.对财政分权的计量分析还发现,“小中央政府,大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能更好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中国义务教育应该如何分权?——从分级管理到省级统筹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不同类型教育财政分权对义务教育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地区总体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农村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省级政府与省级以下政府之间的教育财政分权对城镇和农村的义务教育产出都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3)教育经费投入对城镇的义务教育产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文章指出,应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而向省级政府集权则有利于提高城镇义务教育的产出效率。     

低碳技术扩散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运用讨价还价模型、具有唯一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推动低碳技术扩散体系的最优选择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关于低碳政策的权力分配、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最优行为选择,提出了加强信息传递渠道和反馈渠道建设、降低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费用、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机制以及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等措施。     

中国财政分权的约束条件与政府间税收划分

中国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强调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掌握和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则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出现,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要求获得税收自主权可能会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相对而言,采用税率分享制代替现行的收入分成制,以使中央以下各级政府能够相对平等、规范地分享某些大型税基的课税权应当是更为可行的方案.     

灾害冲击、“大饥荒”与内生的财政分权

1959~1961年发生的"大饥荒"改变了政治集权体制下推行财政分权模式的路径,为中国后来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奠定了基础。文章利用县级层面的数据,通过气象灾害引发粮食作物减产的外生冲击,检验了饥荒严重程度与财政分权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饥荒越严重的县,其后来的财政分权度越低。财政分权可能内生于"大饥荒"之后中央通过财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降低政治经济风险的需要。这一发现拓展了"大饥荒"长期影响、财政分权决定因素以及分成合约与风险分担等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集权体制的运行模式以及县际财政分权度差异的形成机制。     

中国财政分权、户籍制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一、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无疑是中国经济制度创新的一大举措。中央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下放给地方政府一定的权力,有利于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实,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在国外,Davoodi和Zou(1998)对46个国家1970～1989年的5年平均和10年平均面板数据进行分类,按照全样本、发达国家子样本和发展中国家子样本共3类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尽管发达国家的平均分权程度和人均GDP增长率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指标,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中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