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产能过剩*——基于供给侧视角的成因分析

从上市公司层面的微观视角研究产能过剩成因,对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3—201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金融抑制的背景下,低成本的信贷资金供给对企业产能扩张形成外部激励,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的概率。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国有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严重。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方式筹集的资金也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效率下降和产能过剩严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行业性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政府制定有效的“去产能”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产能利用率?——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经验发现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本文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并分析了相关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没能成为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工具,反而成为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的重要诱因。经验分析表明:与缺乏政府订单的企业相比,获得政府订单诱使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2%,企业的政府采购销售占比每提高1%,其产能利用率随之下降6%。考察相关机理后发现:政府采购不但诱导了企业投资扩张与行业投资潮涌,从而诱致了企业过度产能供给;而且加剧了地方政府保护与反竞争行为,从而抑制了企业产能出清;最终,通过企业供-需失衡的动态传递机制,政府采购抑制了企业产能利用率。鉴于此,本文认为,应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引致的企业产能应对行为,完善政府采购的机制设计。     

转型时期中国产能过剩测度及成因的地区差异

本文利用协整法对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制造业产能利用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基于动态面板GMM估计对市场因素、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周期三大因素影响东、中、西部产能过剩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与行业层面相似,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地区层面的普遍过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技术相对落后、投资活动不活跃等因素,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东部地区的产能过剩。产能持续过剩的省份大多具有制造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高、市场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政府干预能力较强等特征。市场因素与产能利用率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经济周期与产能利用率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程度远大于东部地区;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特别是东部地区产能过剩的最重要因素。     

体制性产能过剩:内部成本外部化视角下的解析

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的影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目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能力仍然极强,尤其是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这种干预能力造成了目前的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本文尝试从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视角,对我国体制性产能过剩形成机理进行研究.运用动态模型来说明内部成本外部化现象对产能过剩形成的影响,阐述内部成本外部化产生的地方政府行为动因和运用要素市场内部成本外部化的行为,最终构造出了地方政府行为—要素内部成本外部化—产能过剩的因果链条.     

政府干预导致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一个简单模型的解释

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本文引入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在政府干预下,企业投资利润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扭曲了企业投资行为.     

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中国产能过剩形成与化解研究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提质"的一大掣肘,相关产业政策的不当引导与干预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产业政策调控下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探讨了产业政策措施不当的特征与不良后果,以及产业政策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具体案例验证了产业政策不当调控所引发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从合理选择产业政策使用范围、优化产业政策调控措施和把握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发展规律三个层面提出应重塑产业政策调控理念,以从根本上化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化解产能过剩的财政政策建议

正1.采用市场化手段去产能,强化财政的激励和保障职能。以往去产能政策难以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多,使用各种行政手段来清理过剩产能而没有重视市场的作用。去产能应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坚持企业在去产能中的主体地位,强化企业的责任意识。同时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以"有形之手"纠正市场失灵。作为政府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其激励和保障作用。一是通过财政补贴补偿企业在淘汰     

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新兴产业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大难题,从2009年以来,我国诸多行业饱受产能过剩之苦,即使是光伏、风电行业等新兴产业也不例外,低端重复建设、资源错配、政府不当干预等是导致新兴行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建立生产要素模型从理论上研究资源错配、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并利用风电行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下,要素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严重阻碍了产能的释放,致使低端产能堆积;化解产能过剩有赖于资源配置优化、削减投入冗余。然而,不恰当的政府补贴、政策性银行的信贷倾斜,以及低价出让土地等干预手段却削弱了资源配置对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且这种削弱作用对产业链下游的企业更为明显。因此,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避免"低端锁定"的同时,更应转变政府扶持政策,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破解新兴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困境。     

“去产能”财政政策分析、评估及建议

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无论是支出政策,还是税收政策,抑或是财政体制的调整,都会给宏微观供需关系带来一定影响。2009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若干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持续4~5年,用于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煤炭、钢铁行业过剩产能给予奖补,以出清市场。虽然化解过剩产能的相关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面临不少问题。下一步应抓住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因素,去掉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类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带来的隐性担保和扶持政策及各部门单兵突击的管控思维。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过度干预,加快产业政策转型;健全地方"去产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政府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进一步发挥中央专项奖补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并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以"去产能"为契机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结构内生变迁与产能过剩治理

本文构建了一个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情况下的企业动态性模型,发现当行业发展前景相对确定但市场需求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高效率企业为规避风险会谨慎投资,从而为大量低效率企业留下市场空间,市场集中度和产能利用率较低。而随着行业成熟和不确定性减少,优势企业会不断扩大规模,逐步淘汰劣势企业,最终形成较合理的市场结构和产能利用率。因而,我国一些重要行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出现大量企业涌入的现象,不应片面视为市场失灵,也不能一概归因于地方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本文以我国家电和钢铁产业为例,说明治理产能分散和过剩问题,根本办法是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内生的产能集中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以扭曲去对付扭曲"。     

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企业融资约束与经济结构失衡

文章基于地方政府视角下困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现实问题，根据1993—2012年的中国省际年度数据，借鉴 Bernanke 等(1999)和 Fernández-Villaverde(2010)的分析思路，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实证研究了经济结构失衡①与由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引起的政府投资增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发现：(1)伴随着经济增长，东、中、西部的社会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不断地提高，而居民消费和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这些经济结构失衡的表现与由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引起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共存的。(2)通过对大企业模型、中小企业模型和粘性价格模型进行的模拟比较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促使其支出行为表现为有偏性，引发了政府投资较大幅度的增加；基于融资约束，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幅不大，而大企业投资高涨，引致了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而在这传导机制中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企业融资约束和金融摩擦担当重要角色。     

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失灵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偏向

文章基于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失灵导致地方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理论假设和现实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协调博弈理论模型,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GS 2 SLS 和System GMM的回归分析,系统研究了“央地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存在财政赤字决策的相互模仿行为,中央政府存在通过财政协调机制来协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行为,但并不成功。这意味着我国“央地财政关系”确实存在协调失灵,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持续膨胀的经济现象。     

地方政府支出竞争与地区投资行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实证研究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广泛存在。建立纳入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支出竞争的企业投资决策计量模型。结论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对地区投资行为影响具有差异性并存在长期效应。为实现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良性发展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利于提高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领域,同时继续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     

政策闸门、潮涌通道与发展机会?--一个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最优政府干预程度理论

投资潮涌和产能过剩是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剖析该现象文章构建了一个最优政府干预程度理论：首先，由于处于前沿内部，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变迁具有后发优势；其次，后发优势所蕴含的发展机会具有社会共识但信息不完全，从而会导致市场自身出现协调困难，进而使得市场主体面临投资潮涌而导致亏损的风险，从而对发展机会谨小慎微；最后，市场的谨小慎微则会导致对发展机会的利用不足，政府会实施积极的发展政策组合对市场的价格、成本与利润进行干预，以增强对市场的激励和放松约束，其结果虽然能使得发展机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此理论，文章主张发展政策不能够因噎废食，理性的做法是利害权衡，把握好最优的干预程度。     

The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gging or domestic constraint?

Many have argued that financial markets are crucial in ensuring that governments maintain sustainable fiscal balances - the so called ‘market discipline hypothesis’. A recent version of this theory holds that both fiscal rules and fiscal transparency are necessary to enable markets to discipline overspending governments. I argue, however, that while these fiscal institutions are effective at improving governments fiscal balances, financial markets are likely not the causal mechanism which discipline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ies. Instead, I propose that fiscal rules and transparency promote better budget balances because domestic political actors use fiscal institutions to constrain executive policymaking. I test these competing hypotheses of why these fiscal institutions are effective – financial markets vs political competition – and find that country budget balances are increased not as a consequence of financial markets, but whe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civil society engagement is sufficiently high. These results are robust to accounting for the possible selection bias of who adopts fiscal institutions.     

政策性负担与民营企业行为——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事件,以政策性负担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锦标赛激励下,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地方政府干预地方企业的动机增强,会通过政策性负担干预当地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的反应受自身发展规模影响.当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民营企业倾向于主动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寻求公平的市场环境.已有文献主要发现部分民营企业会通过主动承担政策性负担来建立政企联系,或者对于政策性负担持被动接受的态度.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考察了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反应,并从政策性负担的角度解释了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财政资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着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建设。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通过分析研究外国财政资金史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做法和机制,同时梳理和总结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现有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做法和机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若干政策和建议。     

政府干预是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基于制度理论视角的研究

政府干预经常被视为推动和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力量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政府是否会有所选择地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呢?文章从制度理论的视角 ,基于2003-2013年沪深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 ,考察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和数量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即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企业 ,越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具有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2)政府会支持那些具有较高"营销资源"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增加投资额,即在营销资源丰富的企业中 ,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关系更强 ;(3)政府干预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政府主要是通过控制企业决策层和审批企业投资申请两个渠道来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文章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企业如何响应政府的"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财政关系调整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变迁——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30年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先后经历了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地方政府与同一阶段不同层级或地域的地方政府,其行为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导因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对地方政府的不同激励与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附性在不断增强;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逐渐让位于合作;地方政府推动市场化改革进入了良性轨道;地方政府职能逐步从经济性向公共性过渡。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