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江苏制造业为例

企业如何战略性履行社会责任(SCSR),调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积极性,以推进开放式创新从而提升企业绩效,成为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SCSR对开放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二者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绩效;SCSR通过开放式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开放式创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鉴于此,企业应构建SCSR与开放式创新战略协同机制,成立CSR部门统筹实施并形成利益相关者沟通;政府应促进开放式创新与SCSR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开放式创新、专利保护与创新绩效

研究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双碳”目标中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基于2000～2021年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引用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开放式创新和专利保护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式创新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具有双门槛效应;开放式创新对于专利保护具有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条路径。结论表明,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相辅相成,企业应在开放式创新基础上建立健全专利保护策略,促进合作的同时保护自身创新成果,以实现更高的创新绩效。     

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股权集中度与创新绩效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本质要求,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文章以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为出发点,探讨二者任期交错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期能够丰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因素来源。研究发现:董事长与CEO任期交错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区分任期方向交错后,正向交错与反向交错均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发现股权集中度在董事长与CEO任期正向交错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结论依然成立。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企业应重视董事长和CEO在创新过程中所处的关键地位,合理安排高管任期,同时企业为减少不必要的绩效损失,应适时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     

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从CEO心理特征视角出发,探究了CEO自恋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以2011—2016年A股135家上市公司的纵向数据为样本,通过广义估计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CEO自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自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受到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相比小规模企业,大规模企业中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低财务杠杆企业,高财务杠杆企业中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CEO自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CEO个人特征、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创业板高科技企业的实证研究

依据高阶管理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及战略领导理论,以2011—2018年创业板高科技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CEO个人特征、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CEO年龄与创新绩效负相关,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能够减弱这种负相关关系;(2)CEO拥有技术工作背景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向影响;(3)CEO学历与创新绩效正相关,股权激励能够加强这种正相关关系;(4)CEO任期与创新绩效正相关,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均不能调节这种相关性.研究结论对科学任用CEO、合理使用激励方式以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具有借鉴意义.     

制造企业跨界知识搜寻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

制造业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日益重要。跨界融合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企业的跨界知识搜寻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深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以208家中国制造企业为样本,从双元创新视角,运用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着重研究跨界知识搜寻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问题。研究表明:跨界知识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突破式和渐进式两种创新模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对跨界知识搜寻与创新绩效间关系具有双重中介效应,其中,突破式创新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同时,吸收能力对跨界知识搜寻与两种创新模式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两种创新模式的中介效应亦受到吸收能力的调节。以上结论对厘清跨界知识搜寻,促进创新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具有以下启示:中国制造企业需要加大跨界知识搜寻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创新绩效;需要选择适宜自身资源和知识搜寻能力的创新模式,以促进创新绩效提升;同时,需要特别关注吸收能力对以上过程的影响。     

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选取2016—2020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8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特征，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分析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均对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政府补助对示范区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税收优惠对示范区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3）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示范区大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大于小企业。（4）融资约束在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作用于示范区企业研发投入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5）企业风险承担在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作用于示范区企业研发投入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价值网络、价值共创与合作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柔性管理的调节作用

互联网+大数据的价值创造方式转变了企业独立竞争的发展范式,网络协作已成为企业塑造新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本研究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以价值共创为中介变量,柔性管理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价值网络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并运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对378份有效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价值网络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价值共创在价值网络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柔性管理正向调节价值网络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柔性管理也正向调节价值共创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家族企业CEO亲缘特征与二元创新倾向

管理者之间的亲缘关系是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特点，CEO亲缘特征作为家族系统特有的属性如何影响企业长期创新决策，尤其是风险水平更高的探索式创新呢？从中国情境下“人情社会”与“家文化”角度出发，以2008～2019年我国A股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探寻家族企业CEO与实际控制人的亲缘特征对企业二元创新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CEO与实际控制人的亲缘关系通过提高CEO创新决策权，对企业二元创新的探索式创新倾向产生正向影响，而家族风险厌恶程度对该机制起抑制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家族企业非正式亲缘纽带对企业系统运营决策的内在影响逻辑，可助力家族企业中家族与高管建立关系信任和互惠互利的“类亲属”关系，以激发管理者管家倾向、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激励效应VS挤出效应?——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机理研究

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存在较大争论,且缺乏对财政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的路径机理和传导机制的探索.文章依托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系统分析了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发现,财政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水平,表明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而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表明外部的财政政策需要通过激励内部的企业经营者增加创新投入,才能实现财政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激励效应,意味着企业内部的创新投入是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和路径机制.     

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以2013~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研发投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同时,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更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于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其成长绩效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财税激励政策、R&D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AHP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

选取中小板企业2013-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AHP法得到创新绩效综合指标,全面探究了税收优惠、财政补贴、R&D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R&D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运用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发现:R&D投入在税收优惠与创新绩效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财政补贴与创新绩效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和所在地为东部地区的企业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更加显著。     

CEO权力、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基于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17年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共选取1001个数据,研究CEO权力、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CEO权力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绩效,CEO权力负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时独立董事占比对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负向调节作用最强,CEO是否持有股权对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技术和制度创新驱动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制度变革经技术创新驱动影响国有企业的绩效.研究发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转型期制度因素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绩效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效应则不显著,要素市场的进程仍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据此,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同步释放创新活力;坚持政府主导地位,重视市场机制作用;坚持完善依法治理,加强法制化建设.     

投资者认知、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投资者认知假说,使用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认知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投资者认知水平的提高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融资约束在投资者认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较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企业投资者认知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对认知水平促进创新的效应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合理引导投资者、构建信息透明的融资环境提供一些参考。     

基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网络特征、知识获取及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文章主要研究了基于产学研合作的企业网络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知识获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网络特征对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效果不佳;2企业网络特征对知识获取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企业的知识获取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4知识获取在企业网络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中,其中介效应不显著。     

集群社会资本、集群知识创新平台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以珠三角产业集群企业为对象,对集群内部集群知识创新平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集群知识创新平台对集群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集群社会资本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群社会资本与集群知识创新平台正相关。但除了信任维度外,关系维度和文化维度并不直接影响集群企业绩效,而是通过集群知识创新平台作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在"集群社会资本→集群知识创新平台→集群企业创新绩效"链中,集群知识创新平台是提高集群企业对知识吸收的有效性和创新性,提升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ESG评级对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ESG评级对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对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ESG表现不仅减缓融资约束,而且提升企业效率,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均产生积极贡献;ESG表现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其中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制造型企业具有更强的正向促进效果。     

社会责任投资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吗?——基于并购企业的经验研究

通过分析社会责任投资对并购企业并购整合、发展的影响,提出并购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对企业长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的假设,以2001—200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并购主并方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法实证研究了并购企业并购后的社会责任投资对企业长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是:在控制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和并购前绩效的情况下,并购企业并购后的社会责任投资对企业的长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社会责任投资因素对并购企业并购后的整合、发展决策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对投资者投资行为亦具有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