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及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同时,金融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迅速发展起来。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许多,金融发展这个因素举足轻重,研究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地区差异的视角,选取了我国27个省(市)2003-2014年的数据,分析了全国及各地区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对我国OFDI的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他经济因素对我国OFDI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和我国OFDI呈反向关系,金融结构则促进了OFDI的发展,而金融效率则分地区对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研究也表明,贸易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工资等因素对我国OFDI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却对OFDI产生了一定的阻碍。本文在最后就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O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问题研究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开始快速对外进行直接投资(OFDI)。 随着此类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学者认为 OFDI 对出口贸易存在替代或互补效应,另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 文章选取 2008-2020 年中国对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从联合国 UN comtrade 双边贸易数据中筛选出口贸易额数据,OFDI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借鉴引力模型,分别对中国 OFDI 对其出口总值的影响、中国 OFDI 对其与不同国家出口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产生创造效应。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

随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出口和OFDI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其研究意义在于根据两者间的关系可以制定适合的政策与措施,使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本文根据中国1982年-2014年的OFDI、出口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据构建了回归模型,得出二者为互补关系并提出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性分析

根据协整理论,利用中国1982～2011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DI）、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GDP和OFDI之间存在着一种显著性的长期的、均衡的关系,出口对我国的OFDI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还不足以支持我国进行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协整关系,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系数R有单向影响:OFDI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增加0.017%。因此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并为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OFDI与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FDI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中国OFDI对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借助Copeland-Taylor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污染密度,继而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168个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中国OFDI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差异化投资,本文进一步对各东道国(地区)按收入水平分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规模的增长总体上促使东道国(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但从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国OFDI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提高了东道国(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无论在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在人均污染排放量方面,中国OFDI改善东道国(地区)环境质量的效果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Huang和Luk构建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本文采用2003～2018年中国与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2)金融危机前,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呈现出显著抑制作用,危机后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3)相比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在发达国家的OFDI促进作用更大,且OFDI在发达国家更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更关注能源禀赋和制度稳定因素.这一研究结果为探索中国OFDI飞速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启示中国政府应尽可能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防止因规避国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风险造成盲目对外投资,同时还需对不同地区的OFDI进行差异化引导,提升中国OFDI的质量.     

长三角OFDI、吸收能力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长三角1地区25个城市2007—2014年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等表示吸收能力的变量均必须达到并超过某个特定门槛,OFDI才能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随着吸收能力水平越高,O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越显著。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FDI均能对OFDI产生影响。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袭来,各经济体之间关系愈加密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对一国技术进步、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从OFDI理论综述到OFDI对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存在性、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总体上多数学者认为OFDI能够通过研发费用分摊、逆向技术溢出、人才流动等途径促进母国产业技术进步。建议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府服务职能,并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传统"引进来"战略弥补了我国资本的短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截至2015年中国的OFDI规模首次超过来华投资,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也由传统的引资大国,转变为投资的大国。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探究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

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企业纷纷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走出国门对外投资以拓展海外市场、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近几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逐渐增大,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因此,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状的总结与分析,找出目前我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地了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并实事求是结合具体情况与国情来探讨解决方案,进行预防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有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把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作为我国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一项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工作,需要我国各类企业、金融机构、特别是我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并结合2003~2011年7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A)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TA对OFDI具有负向抑制作用;针对不同经济体、不同年份,水平型FDI、垂直型FDI的相对强弱会存在差异,进而FTA的负向投资效应也会发生变化;同时,BIA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它不随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的变化而改变。     

RTA法律化水平、制度效应与中国OFDI

区域贸易协定(RTA)的缔结对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异质性视角,构建了RTA框架下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从理论层面厘清了RTA法律化水平对OFDI的作用机制。通过对RTA条款进行“法律化水平”赋值,并以2003～2019年中国对147个国家或地区OFDI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RTA法律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且缔结高法律化水平RTA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弱化国家双边制度距离的投资抑制效应,来促进中国OFDI发展。文章进一步将RTA条款进行细分量化构建异质性条款法律有效指数,检验结果表明RTA法律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条款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母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和能源消耗分别作为非合意产出和投入要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测算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评估了中国TFP的真实水平,并构建以金融发展综合指数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母国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本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发展水平未跨越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OFDI对TFP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当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显著促进了TFP增长。当前中国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使OFDI产生正向生产率溢出的水平。样本期内中国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O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母国经济安全产生影响。文章选取200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进行指标构建与测度,并建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三种中介指标,基于多重中介效应分析OFDI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提升经济安全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在OFDI与经济安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干预程度强弱对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安全水平的关系具有明显异质性：弱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强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一定抑制作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产能过剩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走出去"战略是政府现阶段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文章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为2005-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工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运用倍差法考察对外直接投资能否缓解企业的产能过剩。研究发现,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后产能过剩指数出现显著下降,并且过剩行业的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产能过剩的缓解作用更为突出,但产能过剩越严重的企业越缺乏意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检验OFDI的规模效应和滞后效应后发现,增加OFDI国家的数目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OFDI对企业的产能过剩指数有长期影响。为了缓解当前的产能过剩,政府应该继续坚持"走出去"战略,尤其要鼓励过剩行业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