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企业价值吗——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面板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机制分析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等途径来提升企业价值。进一步地,异质性分析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提升小规模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西部企业的企业价值。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链关联水平的提升，且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内部生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种渠道来影响产业链关联，由于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幅度更大，最终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链关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在梳理数字科技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科技会显著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且该作用在数字科技发展良好的实体经济中更为显著，上述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科技会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增强创新能力三条路径间接驱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拓展性研究发现：数字科技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存在产权与规模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对民营和中小规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应夯实基础，加强数字科技相关设施保障力；营造场景，优化数字科技创新推动力；深度融合，挖掘数字科技赋能驱动力，推进数字科技发展，助力实体经济转型。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赛道”。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生产要素密集类型的产业链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基于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据此，提出加快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以期为政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门槛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如何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绿色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的推动作用强于西部地区；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第三，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门槛效应，越过单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正向作用力增强；第四，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数字技术、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格局等对策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以中国高速铁路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与高铁站点开通数据进行匹配,首次实证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影响。为解决截面数据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企业所在地周边区县高铁站的开通作为外生冲击识别因果效应。主要研究发现,高铁邻近性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特别是当周边30公里范围有高铁站点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明显加速。机制分析表明,高铁邻近性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家的数字技术接触度、缓解数字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和增加与数字技术平台的合作,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企业、企业家学历水平较高的企业、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受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冲击后数字化转型升级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交通基础设施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文献成果,更为政府处理好“新基建”和“传统基建”发展之间的关系,高效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谈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会计数字化转型

政府会计数字化转型是提升政府会计工作效率、驱动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府数字化水平，进而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潜在突破口。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为研究切入点，首先基于TOE理论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层面探讨不同因素对政府会计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尝试梳理出政府会计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然后从政府会计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界定、目标定位、基本内容、实施路径等方面，搭建一个关于政府会计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本研究预期有助于为顺利推进政府会计数字化转型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女性高管的视角

数字化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下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与突破口,也是“十四五”时期深化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采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数据,从女性高管视角考察“她力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她力量”,即女性高管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基本成立。第二,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制。第三,考虑外部资源效应与内部能力效应,政府补贴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高管学术经历在女性高管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说明外部资源与内部知识能力分别具备“她力量”驱动下的互补性价值与替代性价值。第四,随着女性高管比例的不断提升,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逐步放缓,呈现出非线性效应,说明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最优性别结构;女性高管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产权、无政治关联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政府补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政府补助对企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面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困境，政府补助能否进一步发挥效力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选取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复核的方法识别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补助，基于信号传递视角系统评估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政府补助对企业数字化水平具有积极效应；在信号传递机制中，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及增强产学研协同能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政府补助会因企业、行业和区域特征而产生非对称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补助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质量，但也使得企业间的分化加剧。本文对深入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政府定位及完善相关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创业活力与城市就业增长

当前我国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就业，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则提供了促进就业的新政策方向。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劳动就业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城市劳动就业增长，对中小型城市和东部城市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主要归因于当地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劳动就业的增加。影响机制的分析显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企业创业活力，并提高区域劳动力需求。因此，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着重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激发企业创业活力并稳定劳动就业。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获取数字化转型数据并探讨其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抑制企业劳动投资过度和缓解劳动投资不足。从影响机制来看，提高创新能力、优化内部控制是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机制，且呈现出链式中介作用，其中创新能力是关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过度招聘、解雇不足以及招聘不足等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正向作用均显著存在。该研究结论为数字技术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效果提供了有力支持。     

数字化生活如何影响家庭消费：来自CFPS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8年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化生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发现：数字化生活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数字化生活通过家庭禀赋微观作用机制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生活对于城镇以及三、四线地区的家庭消费影响更为显著，女性数字化生活技能的提升对家庭消费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在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应重视居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充分发挥互联网对家庭消费的提质扩容作用。     

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绩效：数字并购能提升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赢者通吃”的市场竞争格局下,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获得良好的市场绩效?本文将数字并购视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冲击,利用2011～201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字并购数据,在双重差分法(DID)的实证框架下对数字并购与企业市场势力之间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进行识别与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并购对制造业企业具有长期持续的市场势力提升效应,且经济意义显著。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并购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强化服务型制造等渠道提升企业市场势力,其中服务型制造强化效应的解释力度最大,是实现企业市场势力提升效应的重要途径。此外,跨境和境内数字并购都能显著提升企业市场势力,但其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交易金额较大、主并企业是非国有企业以及主并企业处在平均市场势力较高的行业时,数字并购的市场势力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本文在数字并购这一独特视角下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绩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     

公司治理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是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公司治理机制是企业治理体系的最高层次。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公司基础制度（公司治理）-公司战略（战略激进度）-公司行为（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激进度对上述关系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上述关系。因此，管理者应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促进战略变革的实施，利用丰富性高、动态性低的外部环境，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和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