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规制、绿色金融与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战略管理和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制度政策环境→意愿&能力→行为”理论框架，分析政策规制、绿色金融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机制，选取河南省274家高碳企业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正向影响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意愿和能力，市场激励型规制的作用大于命令控制型规制；绿色金融政策、企业转型意愿和能力正向影响其转型行为，企业转型能力在绿色金融政策对其转型行为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最后，文章从优化政策规制工具，加快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加强政策宣传和配套服务等方面对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转型金融、碳市场调节与高质量增长

本文将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包含家庭、厂商、金融部门与政府的四部门DSGE模型，研究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对经济增长量和质两个方面的影响及其最优组合方式。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碳排放强度限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提高碳配额拍卖比例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且对低碳部门的冲击强于高碳部门；第二，转型金融在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能够减缓和对冲碳市场调节收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第三，转型金融和碳市场调节各自都存在一定的政策局限性，单独使用可能影响经济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第四，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存在着最优组合，强化两项政策的协调配合可望实现经济社会的帕累托改进，为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第一，将碳市场调节纳入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强化其与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协调好稳经济增长与促低碳转型在短期、中长期的关系；第二，强化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的政策目标协同和调控时机协同，形成最优政策组合；第三，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研究创设“低碳转型支持工具”，支持企业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第四，完善转型金...     

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传统能源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46家A股上市的传统能源公司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探究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企业的ESG表现和政府补贴对绿色投资促进环境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实践、完善公司治理；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重视企业产权性质、提高政策效率等对策建议。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影响研究—“绿天使”还是“绿天鹅”？

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可以发挥“绿天使”作用，促进其经营；随着绿色低碳转型投入由少到多，对小微企业经营的影响呈现出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即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对经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U型“渐进效应”；随着绿色低碳转型投入时间由短到长，对小微企业经营的影响呈现出由微弱波动到稳定提升的转变，即小微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对经营的影响具有滞后的正向“时间效应”。据此，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中介及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CRS-DEA模型评估2006—2021年全国工业绿色转型的状况，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为正，技术创新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转型中起到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双重中介要素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显示均存在单一门槛。因此，亟需持续推进环境规制的深度和广度，从工业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共生”“双赢”视角加快工业绿色转型。     

国家审计能够降低企业碳风险吗？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推行，碳风险已成为约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国家重要监督和治理方式，国家审计能否助力企业降低碳风险？研究发现，国家审计介入后，被审计企业的碳风险水平下降，媒体关注和行业竞争分别起互补作用和替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责任履行，从而降低碳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制度环境好和政府财政资金充足地区的样本，以及非重污染和非重点监控单位企业中，上述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企业碳风险的抑制作用具有溢出效应，且有利于改善企业长期绩效。本文对于强化国家审计的碳排放治理效应，缓解企业碳风险，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并以2011—2019年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二是融资约束在政府绿色补贴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间发挥中介效应.三是在内部自我约束上,政府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外部环境约束上,政策效果则在中度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在加强绿色补贴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的异质性,为绿色投资创造更为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充分发挥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基于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企业绿色投资。政府绿色补贴作为国家促进企业主动参与绿色投资的规制工具之一，能否形成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尚需探索。因此，本文以污染主体——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2011—2019年数据，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政府绿色补贴能否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能否增强工业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而提升工业企业绿色投资意愿？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且企业风险承担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工业企业的绿色补贴力度，以提升工业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进而促进工业企业的绿色投资意愿。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有必要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系统地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其他形式的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因此不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实现互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快速发展期。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趋于成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低速稳定期。与此同时,相对于对大气污染的环境规制,提高对水污染的环境规制水平更有利于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转型金融与企业碳减排效应

以2014年中国开展碳市场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9年中国八个高碳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碳市场交易对高碳企业的减排影响，以及转型金融在这个过程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不能有效促进参与碳市场的企业减排，甚至还增加了企业碳排放。第二，转型金融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共同作用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减排，并且这种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碳减排净效应可以有效抵消单一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碳排放增加的净影响。第三，转型金融通过促进提升高碳企业的减碳技术水平，进而激励企业降低碳排放。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要积极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高碳行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同时加快转型金融发展，稳步推进全国碳市场发展，适时引入碳税政策，充分发挥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促进企业碳减排方面的协同效应。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同时探究了这一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小于一个临界值时,它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与绿色投资之间呈反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在小于第一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其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当介于第一个临界值和第二个临界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当大于第二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也应该因企业制宜,同时找到环境规制的有效区间来发挥政策的最优潜力。     

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利用华证ESG评分刻画企业ESG表现，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上市公司ESG表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这种促进效应呈现出异质性效果，对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环境规制强度低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企业价值两个作用机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第三，ESG表现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比较显著。上述结论的启示：一是引导企业增强ESG信息披露意识，将ESG理念有效运用于公司治理全流程，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实效性；二是引导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处于环境规制强度高地区的企业，在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开展企业ESG实践，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目标；三是建立健全强制性ESG信息披露体系，强化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同时致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支持国内企业开展ESG实践和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来自工业上市公司的绿色转型证据

经济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指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能够显著促进试验区内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分析得出,试验区内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所促进,但其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未达预期。本文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效应评估和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持和直接经验证据,为各地区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提供了参考。     

考虑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演化博弈

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重塑供应链体系、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而政府补贴政策对推进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考虑政府补贴作用，构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利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探究其动因。研究结果表明，直接利润、直接收益系数、协同收益、转换成本及政府补贴力度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策略演化结果有显著影响。其中，更高的直接利润、直接收益系数、协同收益及政府补贴力度是推动制造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高额的转型成本会降低制造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的意愿。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