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来自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使用2014-2018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中的同群效应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捐赠还是捐赠规模,企业慈善捐赠活动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更易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     

女性董事影响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女性董事在中国资本市场中已日趋普遍,文章利用这一自然实验机会,以2003—201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是否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发现：（1）女性董事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2）将女性董事区分为女性独立董事和女性非独立董事后,女性非独立董事促进了慈善捐赠水平的提升;（3）女性董事（女性非独立董事）对于慈善捐赠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显著减弱。上述结论表明,在中国,女性在情境决策中的关怀主义伦理已经影响到企业决策,而国有企业的经济理性制约了女性关怀主义伦理的作用发挥。此外,独立董事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有限。     

共同富裕目标下个人慈善捐赠的代际传递

利用CFPS2018的微观调查数据，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下系统性分析了个人慈善捐赠的代际传递。研究发现：个人慈善捐赠显著存在代际传递，总体而言，母亲对子女的边际影响更大；亲子互动和父母社会资源在慈善捐赠代际传递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不同群体的代际传递程度不同，女儿、独生子女、小学及以下和大学及以上子女、城市户籍子女的慈善捐赠代际传递程度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捐赠行为的不同是代际传递失败的可能原因，并且不捐赠行为更可能发生向下传递；互联网等其他信息渠道与代际效应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     

市场环境、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慈善捐赠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是理论与实务关注的热点问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面板数据,分析并检验了市场环境对慈善捐赠价值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市场环境越好时,慈善捐赠的价值效应才会越明显。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在良好的市场环境下,资源越丰富、责任文化越好及两职合一、民营性质的企业,越能通过慈善捐赠获取价值回报。文章有助于理解企业慈善捐赠价值的情境机制,对职能部门制定适宜的捐赠政策,以及企业更好地履行慈善责任以提升其经济价值,均有借鉴作用。     

高管超额薪酬、地域治理环境差异与企业慈善捐赠

通过考察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检验慈善捐赠的动机发现:国有企业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意愿、慈善捐赠金额和水平呈正相关;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管理层超额薪酬与慈善捐赠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说明,我国国有企业利用“工具性”慈善捐赠转移公众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缺陷的关注.     

共同富裕背景下个体禀赋如何影响慈善捐赠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个体禀赋对居民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禀赋对慈善捐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城镇居民以及男性群体中影响更加明显，这一结果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及进行替代变量检验后依然成立；个体禀赋对居民慈善捐赠的影响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提升居民社会信任、生活信心与生活满意度。建议政府大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并注重通过提升居民的个体禀赋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税收政策激励慈善捐赠的机理及效应

慈善捐赠被视为调节贫富差距的平衡器，税收政策是国家直接掌握的刚性调节手段，因而世界各国都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激励慈善捐赠。运用税收政策促进慈善捐赠主要基于弥补公共品政府缺位、有限政府理论和帕累托改进理论。税收政策通过改变慈善捐赠的相对价格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促进捐赠数额的增加。     

公司的慈善性捐赠:“烧钱”,还是“吸钱”?

基于2008-2014年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数据,研究了公司的慈善性行为是否得到证券投资基金的认可,同时考虑了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公司的治理水平的差异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会导致基金的增持,而该效应在民营企业显著,而且公司的慈善性捐赠行为能够增加公司未来的业绩,进一步发现基金的持股行为能够增强该效应,并发现只有在代理成本较低组,公司慈善捐赠对公司的未来业绩的影响更加明显。企业产权制度差异和企业的自身公司治理水平也是影响公司的慈善性捐赠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因素。因而需要营造公平、公正的经营环境,企业自身也要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规范企业的决策和运行程序。     

“善有善报”的社会催化剂——媒体报道在慈善捐赠提升企业绩效中的作用

慈善捐赠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而其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声誉来促进企业绩效增长;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吸引媒体关注,由此带来的正面报道增加则可以通过聚焦效应和放大效应强化声誉机制的作用。对200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结果显示：实施慈善捐赠行为和增加捐赠力度均有助于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的提升,其中媒体报道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即存在“慈善捐赠增加—媒体报道增多—企业绩效增长”的传导路径;得益于“光环效应”和“明星效应”,盈利能力较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得益于信息传播及资源配置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慈善捐赠具有更大的绩效提升效应;企业的正面和中性新闻、原创新闻增加有利于绩效增长,而负面新闻、转载新闻的影响不显著,报刊和网络媒体新闻增加均有利于企业绩效增长。因此,应营造良好的捐赠制度环境,并通过市场化改革以及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协同高质量发展增强媒体的催化剂作用,使企业在通过慈善捐赠回馈社会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民营企业为例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从企业内部的资源和能力、外部的政府行为两个角度出发来考察广东省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对273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与企业现金流的多寡没有显著关系,但企业形象、企业慈善决策机制、企业规模大小、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民营企业是否进行慈善捐赠有显著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应结合其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开展战略性慈善捐赠,这是关乎其健康持续成长的重要要素。     

慈善捐赠动机与后果研究述评——基于经济学视角

慈善捐赠动机可归为：价值理性社会责任——利他;目的理性自身战略——自利;法规理性生存压力——互利。慈善捐赠的后果看似相互矛盾但内在逻辑一致。我国慈善捐赠的规模、结构与模式与西方显著不同。在研究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动机与后果时,应该把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制度因素作为外部变量考虑进去。今后应结合慈善捐赠的他利、自利和互利动机,借鉴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相关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慈善捐赠与社会效益、短期效果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得出内在逻辑一致结论,以促进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发展和水平提高。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负债决策及程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考察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村居民的负债决策及程度。研究发现家庭的生产经营和住房是影响农村居民负债的两个重要因素，而金融资产与负债可能性及程度显著负相关，各个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都存在资金需求，收入高低并未显著影响负债决策和程度，利率和价格预期这两个直接关涉成本收益的因素也影响了居民的负债决策。     

慈善捐赠动机与后果研究述评——基于经济学视角

慈善捐赠动机可归为:价值理性社会责任——利他;目的理性自身战略——自利;法规理性生存压力——互利。慈善捐赠的后果看似相互矛盾但内在逻辑一致。我国慈善捐赠的规模、结构与模式与西方显著不同。在研究我国企业慈善捐赠动机与后果时,应该把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制度因素作为外部变量考虑进去。今后应结合慈善捐赠的他利、自利和互利动机,借鉴西方经济学与管理学相关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慈善捐赠与社会效益、短期效果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得出内在逻辑一致结论,以促进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发展和水平提高。     

企业捐赠：激情还是责任

中国目前慈善事业发展极为不稳定,2008年是中国慈善捐赠的井喷之年,之后又恢复了往常的状态。但是在玉树地震后,捐赠的热潮又一次出现。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有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也不排除激情捐赠的可能。而盖茨和巴菲特访华后国内对于慈善事业的反应,更是让我们认识到中国慈善事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从慈善事业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应该改善目前慈善捐赠的社会环境,让捐赠者树立正确的捐赠观念,尽可能地增加企业捐赠后的宣传效应,提高企业的收益率,并且从法律方面要做出相应的完善以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替代还是互补：公共教育财政与家庭教育储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证据

聚焦于家庭教育储蓄，通过匹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公共教育财政宏观数据，结合Tob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方程，考察了公共教育财政对家庭教育储蓄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不仅增强了家庭的教育储蓄动机，而且对教育储蓄规模与教育储蓄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异质性方面，公共教育财政对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和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影响更为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教育财政可通过跨期配置效应、短期挤入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家庭的教育储蓄行为。     

性别观念与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能源微观调查（2014）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2018）的三期数据，采用计量模型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向上移动，即实现家庭生活用能清洁转型；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会通过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和强化女性优生优育意识三条途径促进能源堆叠消费上移；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夫妻年龄异质性。     

中国城镇住宅财富效应观察———基于ＣＨＦＳ２０１０微观调查数据

使用ＣＨＦＳ２０１０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镇家庭住宅财富效应的存在性和差异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１）中国城镇家庭存在微弱的住宅财富效应,且短期内住房价格的过快上涨抑制了住宅财富效应的发挥。（２）产权完备且合法的大产权住房具有财富效应,小产权住房则替代效应明显;中青年家庭的住宅财富效应显著大于老年家庭;地方经济越发达、家庭收入水平越高,住宅财富效应越大;中国城镇住宅市场的“马太效应”日益显著。     

慈善竞争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决策分化

本文将慈善竞争概念引入到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分析中，将企业慈善捐赠视为一个参照其他企业捐赠的结果，并在这一慈善竞争框架中检验企业慈善竞争预期与非合规风险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的影响。结论表明：为资源而捐赠确实是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动机之一，但慈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持续提高，捐赠激进策略仅仅对慈善竞争乐观预期者才成立，而对慈善竞争悲观预期者与潜在慈善竞争的失败者，企业更倾向于降低慈善捐赠水平从而表现为捐赠消极，同时在不同的慈善竞争预期约束下，企业慈善捐赠决策将分化为激进中的稳健、激进中的激进以及消极后的更消极，而非合规风险暴露也会刺激企业通过增加企业慈善捐赠进行危机公关，其与慈善竞争共同决定了企业慈善捐赠决策，但非合规风险的影响仅对捐赠消极决策者成立，且上述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及指标敏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一定程度证实企业间慈善竞争的存在性，有助于政府审慎、科学地引导与管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     

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吗——基于“金税三期工程”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税收征管数字化是税收征管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事件,已有文献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在企业层面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有成果分析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在进行平行趋势、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更换被解释变量、剔除部分样本、安慰剂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究其原因,税收征管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进了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和企业享受比例,从而提高了企业慈善捐赠规模。拓展性分析显示,当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为非国有企业,以及在2014年之后的年份,税收征管数字化促进企业慈善捐赠的效应更为显著。建议深入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慈善捐赠的规范和引导,同时注重发挥税收大数据“以数治税”优势,促进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及时精准地匹配到每一户适用企业,助力企业更好实施慈善捐赠。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