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考察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4年间中国对76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均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债规模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支持“促进论”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外债规模吸引着中国OFDI,但不可忽略东道国外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促进效应这一事实.     

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能够深刻地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活动.文章从中国经济安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中国企业发展方式三个方面阐述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以促进中国跨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FDI净流入增加1美元,东道国总投资额的增加值大于1美元,FDI与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它也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服务业FDI与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服务业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服务业利用外资能够促进东道国服务经济的发展。利用1993-2012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来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要利用服务业FDI带动东道国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多维度视角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东道国与母国多维度的经济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将经济距离划分为需求偏好距离、劳动力成本距离、基础设施距离和相对价格距离,采用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入需求偏好相似、劳动力成本距离小、相对价格距离大,以及基础设施距离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走出去"企业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时,必须同时考虑东道国与母国自有经济状况,将经济距离作为重要参考要素。     

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

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演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外资的资源配置效应、技术转移效应、产业带动效应来实现的,但外资的产业结构演进效应的发挥还要受到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扩散程度、跨国公司对直接投资项目的控制程度、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政府的产业政策与管理的影响。     

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视角

随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海外华人网络作为一项在东道国的重要关系资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2008~2013年53个国家的海外华人存量数据与中国对外投资宏观的国家数据,考察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及异质性,并利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检验了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途径。研究发现,总体上,海外华人网络作为与东道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对中国的对外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上述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文化距离的中介效应显著,海外华人网络会通过降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间接促进中国对外投资。同时发现,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在不同东道国存在显著异质性,在文化差异大和制度质量低的东道国,海外华人网络的正向作用更明显。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国际负面舆论的困扰,如何有效破解国际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批量抓取2010-2018年中国主要投资伙伴国主流新闻媒体的50多万份涉华报道,量化和构建涉华舆论偏向指数,实证研究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OFDI,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在当期显著.(2)负面舆论偏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但显著抑制了资源能源类、环境敏感类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3)东道国政府换届并没有加剧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并没有改善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不利影响,而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双边经济互补性增强以及高层互访频率增加能够有效缓解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识别、规避和减轻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的不利影响,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启示.     

东道国国家风险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04~2013年对81个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存在强烈、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风险偏好,而是基于东道国市场寻求型的国家风险偏好,即为开拓东道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市场而不得不承担相应的国家风险。本文作者还进一步研究了市场寻求型的国家风险偏好在金融危机前后、高收入经济体与中低收入经济体以及投资协定签署国与非签署国之间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积极落实"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参考价值。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溢出效应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溢出效应的文献按其结论分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或不存在溢出效应和负溢出效应,通过从国别、地区、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维度对FDI溢出效应机制进行具体分析,发现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单纯提高一个地区产业和企业的经济开放度对提高FDI的外溢效应是没有意义的外溢效应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的完善、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市场规模扩大的基础上等。     

腐败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综述

腐败与FDI关系研究是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也是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腐败对国际资本流动类型的影响;东道国腐败对FDI总量的影响;东道国腐败对FDI构成的影响;东道国和投资国腐败程度差异对FDI的影响,且实证研究的结果一般支持腐败对FDI流入的负效应.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后续的相关研究.     

投资便利化建设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门槛检验北大核心CSSCI

系统构建了一套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全球107个国家(地区)2009~2016年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异质化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理区域投资便利化发展差异较大,大洋洲、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投资便利化指数依次递减,投资便利化指数较高的国家多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而投资便利化指数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与南美洲的欠发达地区;从全样本来看,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跨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从分样本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发展,可以有效吸引中国跨国资本的流入,但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则较少考虑投资便利化因素;从门槛结果来看,经济规模较大,劳动要素丰裕或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国家,通过改善投资便利化环境,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促进效果不明显。     

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中出现的东道国反请求案件,实际上反映了ISDS机制中存在偏向投资者与争议双方利益失衡问题。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中的反请求权,不仅体现了程序公平与利益平衡原则,也起到制约投资者滥诉行为的作用。实践中,仲裁庭对反请求管辖权及可受理性的判断认定过于严苛,使东道国反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对反请求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仲裁庭也面临反请求规则的适用标准如何确定以及ICSID公约与投资条约的适用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同时,合同反请求与条约本请求的关系与影响,也是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是从公约标准、条约规定、东道国法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分析,以确定三者的适用关系。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反请求管辖中的"双方同意"与"关联性"要求,二是事实关联性与法律关联性的关系分析。在关联性要求方面,反请求可能因不符法律关联性要求而被驳回,除非东道国能证明其所依据国内法规定与投资条约内容有实质关联。投资合同义务与投资条约义务之间关系足以构成反请求的事实关联性,而法律关联性应当结合事实关联性加以判断而非独立的必备条件。     

国家文化多样性与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东道国文化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07—2018年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东道国国家文化多样性特征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内部文化多样性有助于提高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经营绩效；相对于合资经营模式，文化多样性对独资经营的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好，文化多样性对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正向促进效应越显著，文化多样性与东道国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文化多样性程度提高引致的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和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性提高是提高跨国企业海外经营绩效的重要途径。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环境关系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迅速扩张,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都在快速增长.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许多东道国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是大量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加剧了东道国的环境污染,还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也带来了其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改善着东道国的环境状况.本文就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做一整理和评价.     

东道国政治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东道国的政治性因素会使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改变,带来财产损失和人员安全受到威胁。同时,会加强审查和限制外来投资的主体,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式、投资区域的选择和投资产业的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有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BOT、TOT等方式。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能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开发人力资源以及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存在规模不足、行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可以通过建设良好投资环境、控制外商投资结构和推行BOT与TOT模式等措施,促进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与FDI区位选择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一直被传统研究所忽视。本文从劳动力规模、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力结构4个维度对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进行全面考察。利用涵盖69个国家(地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健康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较高的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FDI的流入;在教育方面,中等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吸引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对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工资方面,东道国较低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劳动力异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区位选择有着较大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