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一体化、机会均等化政策与中国工资率差异——基于市场获得的考察

本文利用中国1995-2008期间主要年份的30个制造业行业样本数据,经测算发现无论最终品还是中间品市场获得在我国中西部呈现出阶梯型递减形态,且地区差距并没有收敛趋势,这与我国地区工资差异化保持一致;实证考察还发现多个类型市场获得都较具说服力地促进了工资率的提升,而市场自由化有利于强化核心区向外围区的扩散力,并与机会均等化政策一致地促进了东部沿海核心区和外围区市场获得的空间均衡化,并缩减了工资率的区域差距,因而“十二五”期间我国更需要注重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     

市场获得、壁垒与外资企业分布——新经济地理解释

本文利用28个省份8个行业的2000-2007年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区域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结果表明,传统变量如地区工资率和自然运输成本成为外资进入受到制约的基本因素,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中间品市场获得和产品市场获得,则成为外资进入的显著影响因素,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国民待遇"的公平性部分抑制了外资进入的积极性.最后,文章考察发现,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具有省份壁垒和行业壁垒的双重特征.     

产品内分工的生产组织模式选择——基于中国产业角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和交易成本的视角,构建了产业层面的产品内分工生产组织模式选择的理论模型,对跨国公司在选择中间品供应商时的生产组织模式进行了分析,并运用中国制造业的数据加以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中间品行业的有形资本密集度越高,跨国公司使用垂直FDI的倾向越高;中间品行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越高、行业的市场厚度越大、沉没成本越大以及中间品市场环境越完善,跨国公司使用外包获取中间品的倾向越高。基于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作为东道国在吸引垂直FDI和跨国外包时,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应优先吸收FDI;人力资本丰富、市场厚度大且沉没成本大的产业在吸收外包方面有优势,应优先发展跨国外包,这对中国目前新兴起的OFDI也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市场获得与区域发展差距:来自中国城市经济的实证

由市场规模演化而来的市场获得(market access)是新经济地理学从需求角度解释空间经济差异的核心变量。本文在计算我国主要城市市场获得的基础上,考察了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场获得与工资、人均产出等经济发展指标的关系。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后,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获得是我国区域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在区域中心城市层面显得尤为突出;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区域中心城市的开放程度与同区域其他城市的一体化对区域中心城市的市场获得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这间接地影响着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差距。     

谈判势力与中间品关税政策研究

中间品国际贸易对全球贸易举足轻重。当前文献聚焦于最终品关税政策的研究，对中间品关税政策的模型研究关注不足。构建拥有一体化企业和中间品生产企业的D国和拥有依赖中间品进口才能完成生产的最终品生产企业的F国在第三国市场开展产量竞争的博弈模型，分析企业同时或先后进入市场时中间品生产企业的谈判势力对两国中间品关税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无论企业是否同时进入第三国市场，一体化企业所在国家均会选择对中间品选择出口征税干预政策，其社会福利与企业进入顺序相关。当最终品生产企业先进入市场或一体化企业与最终品生产企业同时进入市场时，D国社会福利相较于自由贸易时得到优化，当一体化企业先进入市场时，D国社会福利遭到恶化，两国实行的贸易政策陷入“囚徒困境”。②当F国实行贸易干预时，中间品关税政策与企业进入顺序密切相关。当最终品生产企业先进入市场时，F国将对中间产品进口征税；当一体化企业先进入市场或双方同时进入市场时，若谈判势力相对较强，F国将实行征税，反之则会实行进口补贴。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效率的区域比较研究--基于行业市场效率异质的视角

文章通过对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效率均衡分析,理论上界定与论证了生产要素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流动性配置的纠偏方向与均衡标准;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层面数据,结合统计年鉴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期宏观数据,分区域分行业实证研究发现：东西部区域普遍都存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不经济现象、互动效率较低、中部整体投资效率较高,存在较好的互动效果;东部机械制造业、轻工业、化工业、材料业四个行业的市场扭曲程都低于中西部区域;中部区域的机械制造业市场扭曲程度高于东部和西部,轻工业、化工业、材料业的市场扭曲程度都是居中;西部区域的轻工业、化工业、材料业三个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都是最高的,西部区域的机械制造业市场的扭曲程度高于东部但低于中部,最后分区域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引入不良投资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与产业选择方面高度集中,导致不良投资呈现"双高"特征,即7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中亚—西亚和新亚欧大陆桥区域,80%以上的不良投资集中于金属、交通和能源等环境敏感型行业。今后应从产业层面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的区位选择战略,优化投资产业布局,并强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环保意识与责任意识。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但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区位选择问题常常被忽视，而使得投资利润较低甚至失败。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特点，对区位选择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区位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市场潜能与我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以各省制造业(大类)工业总产值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Krugman认为,最终需求在制造业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本地制成品的需求不仅取决于该地内部的消费规模,还取决于其对所有市场的通达性,二者相加即为市场潜能。本文引入Krugman市场潜能这一关键变量,分析市场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实证方面,通过中国1997年八大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建立贸易引力模型,从而计算出市场潜能。每个省份的市场潜能可分为三部分——省内需求形成的市场潜能,区域内其他省份需求形成的市场潜能和区域外需求形成的市场潜能。在分析市场潜能与我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关系时,实证证明Krugman市场潜能对制造业的产值分布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同时,本文针对市场潜能内部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区域内市场潜能(含本省内部市场潜能和区域内其他省份需求形成的市场潜能)所占比重越高,制造业产值越高。上述结论对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启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西部地区构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和中心城市,形成和完善一体化的区域市场,能够更好的促进当地制造业发展。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