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长期人口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和趋势,这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性别比方案预测我国人口未来百年的发展状况,考察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总量、出生人口规模、总人口抚养比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等产生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关于通过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思考

通过对我国地方立法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有关规定,分析、规类地方立法的主要类型,指出地方立法的效果及不足,提出了做好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的有关建议。     

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对茂名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成因、危害进行分析,提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西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初探

当前西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较大,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的上升而上升。产生这一社会现象既有经济发展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和技术的原因。鉴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危害极大,对这一问题进行治理已刻不容缓。通过对西安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和原因的分析,指出通过推动西安经济发展、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制度保障及进行综合治理可缓解及消除这一社会现象。     

关于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综合治理的调研报告

根据人口计生工作深入发展要求，福建省人口计生委《加强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综合治理》调研组，深入尤溪县洋中镇及桂峰村、延平区峡阳镇及江汜村等地，通过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实地考察等形式，就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研究解决人口计生工作重点难点问题之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问题进行了初步调研。     

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经济学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违背了生理规律和自然平衡法则,为未来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本文尝试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形成过程和特点,阐述了经济发展水平、子女养育成本效益及家庭养老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转变家庭养老模式、反对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等恢复出生性别比平衡的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

结合文献梳理,提出了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中既存在女性的漏报瞒报,也存在男性的漏报瞒报;1949年以来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不对应;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婚龄差无法缓解;男孩偏好是个文化观念问题,更是个社会结构与制度问题;当前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考验;人口调查与数据分析中还存在值得认真面对的技术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探析

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江西省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应对措施。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国内外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综述

人口性别结构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两性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会受到育龄妇女生育率、出生婴儿性别比、男女分别的死亡率以及人口迁移等的影响.人口性别结构从某种程度上会对结婚率和妇女生育率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再生产速度.     

台湾地区未来50年人口变动趋势预测研究

根据1983-2001年台湾地区人口数量及结构的相关数据,以2001年台湾地区总人口数为基数,运用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选取了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出生性别比、生育模式四个预测参数,用高、中、低三套预测方案对台湾地区未来50年(2002-2051年)的人口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台湾地区需要在适当控制人口规模的同时,将两性人口和老少人口比例各自保持在一个适度的区间内,使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处于最佳安好状况,从而对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持并有利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     

Gender Imbalance: The Male/Female Sex Ratio Determination

Synopsi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evelop a rational choice model for male/female sex ratio determination. The equilibrium sex ratio at birth is determined by the preference for sons and birth rates. The conventional theory predicts that low birth rate will increase the disparit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births. However, our model predicts that low birth rate will decrease the sex ratio at birth. The argument has relevance both for positive and normative aspects of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as well as other applications.     

试论煤炭城市人口自然结构的演化特征－以淮南、淮北市为例

以淮南,淮北两个典型煤炭城市为案例,对煤炭城市的人口增长机制进行了研究,采用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其人口的自然结构及其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初步概括了煤炭城市人口自然结构演化的基本特征。     

社会变迁与出生性别比转折点来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从无到有与由少变多。但伴随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歧视性性别偏好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那些诱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从而为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创造了条件。促使中国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具备,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由上升转而下降的转折点已经或将要来临。     

Ultrasonography and Sex Ratios in China

This paper directly measures the causal effects of sex-selective abortions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by exploiting the exogenous county-level variation in the availability of B-ultrasound machines. Using data from the 1990 Census of Fujian Province and local records on the introduction time of B-ultrasound machines, we find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B-ultrasound machines increases the sex ratio at birth by 0.025 in rural areas and 0.117 in urban areas. The rise of sex ratio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second births in rural areas when the first birth is a girl.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及对策

运用AECI指数法、人口模拟和六普等数据,评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和影响。中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有可能比以往预测的要大;老龄化的巨大压力使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上半叶无法控制在比目前少的水平;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使得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由于缺乏可行性,现行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亟待调整;制定新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考虑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可承受性;新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当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从2013年起以中等偏大的幅度逐步放宽生育政策,实现人口规模压力和老龄化压力的战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