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

基于Super-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分析2005—2015年江西省11地级市城镇化效率的静、动态特征,并对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进行时空分析,旨在为江西省及其他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江西省城镇化效率整体上有效,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增长率整体上呈现下滑趋势,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及其变化差异显著。(2)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增速缓慢,省内贫富差距悬殊。(3)江西省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两者趋向协调发展;耦合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分布,江西省目前处于倒"U"型的左侧阶段,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U"型分布,江西省处于"U"型右侧阶段。     

湖北省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与动态耦合分析

基于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构建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测度指标,综合运用三角模型和动态耦合度模型,分析2009—2016年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三者城镇化动态耦合关系和演进规律,结果表明:①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分异特征显著,城镇化属于典型的产业带动型,形成以武汉为主中心,以宜昌、襄阳为副中心的产业城镇化发展格局,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在空间上具有集聚特征,其城镇化的"溢出效应"提升周边县域城镇化水平;②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静态耦合度呈上升式演进趋势,县域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优劣差距明显缩小,县域间城镇化发展逐渐呈现均衡化态势;③湖北省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的动态耦合度明显低于静态耦合度,由于人口、土地与产业城镇化上升空间的有限性和社会经济转型压力,经济发达县域更易表现出人口、土地与产业动态变化的不一致性。     

中部地区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时空耦合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研究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对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对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部地区8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度模型,定量研究了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时空耦合。结果表明:①1993—2016年中部地区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整体上呈现"倒U型"趋势,经历了低水平耦合、趋向拮抗并最终走向协调发展的变化过程;②中部地区内部,湖北耦合度最高,河南耦合度最低,山西和河南耦合度变化趋势较为相似;③中部地区人口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可以划分为协调型耦合、磨合型耦合、拮抗型耦合和低水平协调耦合等四种类型,不同地区耦合类型空间异质性明显,四种类型城市的比重为5.9%、16.6%、19.1%和58.3%;④人口与产业耦合度空间分布以低水平耦合类型为主,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特征。     

福建省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的时空耦合特征分析

利用2008-2013年福建省面板数据,从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入手,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检验福建省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时序变化上,2008-2013年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表明新型城镇化内部系统耦合作用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二是空间分异上,九个地市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和拮抗2个阶段,2种耦合状态的地市个数和区间变化相当.三是空间组合上,九个地市出现了失调发展类空间城镇化超前型、轻度失调类空间城镇化超前型和勉强协调类空间城镇化滞后型3种空间组合类型.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山东省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

运用DEA模型、熵值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时空两个维度的分析和理论初探,提出了概念模型。结果表明:1总体上山东省城市化综合效率保持稳定,但需要增加投入水平来改善DEA有效的城市数量过少、规模报酬递增类型的城市过多的局面。2山东省经济发展经历了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稳定上升3个阶段,其区域差异大且差异性格局持续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集中于山东省胶东半岛与济南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市集中于鲁南、鲁西地区。3山东省各地市耦合类型以中度耦合类型和高度耦合类型为主,低度耦合类型、中度耦合类型、高度耦合类型的城市具有较强的空间集中性和空间分布的年际变化的稳定性,而较高度耦合类型的城市对高度耦合类型的城市有很强的依附性。4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目前山东省处于呈倒"U"型分布的左侧发展阶段,城市化效率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能提高城市化效率并实现两者的最优。     

泛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空间特征与驱动机制

综合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2—2014年泛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及驱动机制展开分析。研究表明:①2002—2014年,耦合度呈"上升—稳定—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协调度保持上升趋势,并呈现出中部高南北低,东部高西部低的空间分布趋势;②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形成了以苏南为核心的热点区和以皖北为核心的冷点区;③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均财政预算内收入等,且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     

水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建模和仿真测度——基于洞庭湖流域的研究

采用水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函数,构建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洞庭湖流域24县市系统耦合度及动态耦合过程仿真测度,结果表明:1流域整体而言水资源环境条件优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较大。22002—2012年各县市系统耦合度指数均在[0.6,0.7]区间,处于磨合耦合阶段,系统发展较为协调。3耦合态势可分为倒U型,U型和单向递增型三种不同类型,与差异化的水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随着该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大多县市表现出较低的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产生越来越强的胁迫效应,流域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程度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西部欠发达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演化进程对比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基于城镇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构建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评价体系和协调性模型,划定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协调度分级标准,对2000—2014年青海省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演化进程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青海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整体都在提升,但与西部地区和中国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仍存在差异;青海省各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水平以及两者间的协调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使得区域间差异性越来越小,但其整体分布格局仍存在空间分异现象;青海省各市城镇化主导类型主要由产业城镇化超前型转变为人口城镇化超前型。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北大核心

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耦合度保持在0.5左右,长期处于拮抗阶段,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局面。基于此,提出推动农业生产绿色集约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举措,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福州市绿色城镇化发展动态实证研究

阐释绿色化与城镇化耦合互动机理,构建绿色化与城镇化动态耦合模型,建立多指标评价系统,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以福州为例,定量揭示影响绿色化与城镇化系统耦合的主要因素,并对两者的耦合度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化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度呈现比较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耦合度变化曲线总体呈现倒“U”型特征;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经济增长是胁迫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条件以及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是影响城镇化的主要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较之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相对更为重要而急迫.最后,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及其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对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在同一区域中互为发展和约束条件且两者耦合作用明显。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判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实证研究耦合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会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提升耦合度是产业集群获得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注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治理。     

产业集群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度及其影响研究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对产业集群和城镇化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在同一区域中互为发展和约束条件且两者耦合作用明显。通过构建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模型,判断区域内产业集群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实证研究耦合程度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群—新型城镇化耦合度会对产业集群发展产生门槛效应,提升耦合度是产业集群获得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时,需要注重产业集群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治理。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

中部地区成为国家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地区。中部地区人口众多,城镇化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文章基于GIS和数据分析,总结了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基本特征,包括人口城镇化速度快但水平低;各区县人口规模相差很大,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明显;都市经济区和人口—产业集聚带初步形成;各省的离心化倾向明显,表现出一定的核心—边缘结构等。中部地区的城镇人口空间分布的集聚态势明显,城镇化区域差异将进一步扩大,最后针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优化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关系及其空间差异——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耦合度模型,借助ArcGIS平台,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空间异质性及耦合关系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现象较为明显,两者呈现"中心—外围"特征;发展度以"包围势态"布局,且多属于滞后发展型和初级发展型;良好均衡型耦合关系表现为旗布星峙,蚌埠市、济源市、淮北市3个城市为均衡过度型和初级均衡型;协调度等级中,中级和初级呈点对称分布,其他等级呈散点分布。未来应坚持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地区开放度水平,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完善人口导入和土地集约利用机制;调动社会民间资本,打造城镇化建设资金筹措平台,促使专项资金使用规范化。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衡量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重要标准,探究城市人居环境与NPP耦合协调的同步发展状态,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研究辽宁省2000—2015年城市人居环境与NPP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人居环境与NPP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耦合度均值在0.857~0.953之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466~0.601之间,整体上处于濒临失调、勉强耦合协调以及初级耦合协调状态。(2)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式格局,呈现中耦合轻度协调、高耦合轻度协调以及高耦合中度协调三种组合类型区。(3)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投入、政府管理能力、城镇化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等对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采用差别化管理方式推动人居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重庆市“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的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性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挖掘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建立"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例,对研究区2002—2012年"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度、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差异进行测算、分析,以期为重庆市未来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位条件、国家和地方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2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协调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空间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呈现出以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为中心,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差异特征;3城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分析——以中部地区为例

结合大地伦理观并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理解新型城镇化,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在测度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基础上,运用耦合分析工具,从中部地区整体和域内各省份两个空间尺度以及2010—2016年七个时间节点对中部地区两者的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处在拮抗阶段,且耦合度值近年来处于停滞不前阶段;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水平基本符合“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规律,整体处于中耦合协调阶段;但在区域上存在明显差异,根据耦合协调度、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和新型城镇化质量状况可以将中部各省份的耦合格局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中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刻不容缓,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思维来引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演变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研究了1979—2014年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及其演变过程,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伴随城镇化综合指数提高,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先下降、后上升,经历了"U"型变化过程;第二,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度一直处于拮抗阶段,既存在城镇化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胁迫效应,也存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的约束作用;第三,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和临界协调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