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的现实困境与未来选择

当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方面取得两大奇迹时，习惯了冷战思维的美国在民粹主义思潮下发动了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为进一步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量化分析，文章通过新凯恩斯贸易DSGE模型对贸易摩擦政策进行模拟，分析加征关税、提高补贴、技术创新等政策冲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在大国博弈的“两难困境”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的重构应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构建有管理的竞合框架，减少贸易和投资保护，加强在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中国则需要在全球贸易格局调整和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进一步加强不同层次、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间的合作，不断提升中国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科技创新引领能力，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发展。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新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美贸易纠纷也日益增多。美国一方面将贸易政策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相结合,采取了诸多针对中国的“贸易管理”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各个方面加强与中国对话,在人民币汇率、中国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与美国国内经济转型、贸易政治化紧密相关。作者从美国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角度考察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国会因素,分析了美国产业地理分布(位置、范围和集中度)如何通过选区代表(众议员)、州代表(参议员)构成对国会的政治影响力,国会的制度性因素(两院制结构和规则)如何支持或制约美国特定产业的发展及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北大核心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中美纺织品贸易长期以来是两国经贸乃至政治领域中的敏感话题。本文立足于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规范当今中美纺织品贸易的体制性框架,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新动向包括:依托WTO规则及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条款巧设进口壁垒;以数量性限制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鼓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的设限行为;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弱化中国输美纺织品的竞争优势等。 通过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法律三方面的成因分析,作者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仅仅是美国牵制中国以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的一个筹码。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北大核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烽烟迭起的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保护措施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与贸易发展的推动力。美国在货物、技术和服务产品中的高知识产权含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有力市场竞争优势,必然使美国不断地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并演化为一系列的政策、立法和措施。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触及到知识产权制度、产品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等各个层面,中美知识产权摩擦呈不断升级之势。     

新冠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当前,新冠疫情已经演化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威胁和冲击性影响已经变为现实问题。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和升级,很有可能对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造成重要的冲击性影响,迫使地区性生产贸易网络体系发生被动式调整。全球新冠疫情在短期内会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从中长期来看,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取决于双方战略竞争格局和博弈结果。当前中国新冠疫情已经到了基本可控的阶段,进入刺激国内需求全面恢复的状态,必须充分利用刺激内需政策谋求中国经济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走出危机的这个先发优势,将之作为应对美国针对中国经济发起的战略竞争和遏制战略的重要手段。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利益分配动态发展格局表明，中国制造业相对获利水平显著提升，但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其获利能力受到削弱；中国在服务贸易利益分配中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制造工序是中国最重要的获利来源，管理工序相对获利能力持续偏低，研发与营销工序相对获利能力缓慢增长。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重构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外循环贸易获利能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减弱；跨国公司战略调整下，中国依靠国内大市场主动进行价值链重构的战略空间相对更广；数字技术竞争加剧对中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可推动价值创造内生动力由国际市场向国内大市场转化，促进价值链分工优势从制造领域向服务领域延伸，以制度型开放主动融入全球创新链，依托RCEP与“一带一路”重构区域价值链，实现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互利共赢。     

中美矛盾与对策思考

中美关系主要矛盾是国家战略利益矛盾，美国担忧中国快速发展超过美国，中国忧虑美国千方百计打压中国。主要症结表现为台湾问题国际化，战略敌对化，政治复杂化，贸易争端长期化，疫情污名化，市场基础恶化，意识形态极端化。中美关系有不利条件也存有利条件。中美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两国存在分歧是自然的。从根本上说，中美两国具有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符合两国核心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主要目标是祖国统一，而不是与美国打仗。中美两国“两极相联”，处于全球枢轴，对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文明冲突不存在必然性。中美两国应正视客观存在的竞争合作形势和趋势，共同推进建立健康规范良性的竞合关系; 应高举联合国宪章，坚持多样性与一致性统一, 共同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美国战略东移，增加中国外部环境挑战。中国需要立足国内，放眼全球，加强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交流；坚持求同存异, 争取战略制高点、道德制高点、技术制高点；增强算力，保持定力，掌握平衡力。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

随着中国与美国贸易的快速发展，中美双方贸易失衡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根据美国提供的中美双方贸易交易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转变是从1983年开始的；而根据中国的中美双方贸易交易数据表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转变是从1993年开始的。随着中国与美国经济体制、国家政策的不断改革，中国与美国贸易矛盾问题越来越多。本文主要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角度，对中美贸易失衡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中美对话真正进入战略层面

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更加务实坦率。尤其中国开始对美国经济政策的瑕疵直面批评，如对美国政府对美元持续贬值的放任态度，美国应对次按危机所作出的“过于自信”的政策调控等。保尔森认为，中国对美国政策的批评是因为其经济实力在增强，在贸易、货币、资金流动这些全球问题上声音更大了。     

中美服务贸易与投资合作及影响研究

当前,全球经济贸易竞争的重点由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服务贸易与投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分析了服务贸易在中美两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从规模和行业结构方面阐述了中美两国服务业贸易与投资的现状,及其发展对两国经济的影响,最后提出加强中美服务业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建议。     

中国—澳大利亚货物贸易的驱动与约束因素探究

自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以来，伴随着贸易环境的日益自由化，中澳货物贸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澳大利亚资源丰富、经济发达，资源密集型的能源、矿产、农牧产品及其加工品的生产和出口规模巨大。拥有巨大国内市场的中国，在澳大利亚全球贸易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澳大利亚在不断加大出口产品营销力度的同时，为使其产品获得更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还通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来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的签署，从未来的发展看，这些措施都会促使中澳货物贸易进一步自由化。     

“双反”调查给中美贸易带来危机

美国在短时间内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这在全球贸易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中美贸易政策走向也许将成为全球贸易政策的风向标     

美国外资监管新政对中国对美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金砖国家的比较

2018年美国外资监管政策做出重大变革,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中美战略竞争也逐渐升级,中国对美投资遭遇更多限制。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的外资东道国,厘清其外资监管政策的变化及影响对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归纳并总结了美国外资监管新政的变化,并基于与金砖国家的比较,研究新政对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作为对美投资的“后来者”,在美投资存量仍相对有限,但美外资新政对中国投资却表现出较强的针对性,中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数量、效率和产业范围均受到更显著的冲击和限制。中美竞争在中长期内或将持续,中国企业需要适应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长期博弈的新常态。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透析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正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的分析，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诱因主要包括：近年来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力明显提升，与美国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边缘化中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手段；为有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拓宽发展空间。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各国福利改进而言，中国的参与不可或缺，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边缘化中国的企图将难以实现。着眼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改革，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供应链产生的冲击，加快完善外资管理体制，加快外贸领域结构调整。     

美国创新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2011年2月,美国发布《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以下简称创新战略)。创新战略突出强调"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取决于我们的创新能力",提出"美国要投资民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美国作为全球整体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其创新战略的实施不仅对美同产生影响,也会对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对我国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政策表现在三个方面:发动清洁能源革命、通过知识产权政策促进独创性和建设创新、公开和竞争的市场。     

美国供应链“排华”：制约因素和应对策略

过去15年来，美国在供应链领域“排华”不断升级和强化：奥巴马时期，诉诸多边在贸易谈判领域排挤中国，供应链“排华”埋下种子；特朗普时期，诉诸单边多领域全方位排挤中国，供应链“排华”初露端倪；拜登时期，诉诸多边以安全为名排挤中国，供应链“排华”显出雏形。美国内矛盾不断累积，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重冲击叠加，供应链安全成为美国拉拢其他国家的“公约数”等，是其在供应链领域“排华”的重要原因。美国内利益集团博弈、美国与盟友利益诉求不一致、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优先议程的不同、供应链“排华”可能抑制中美在其他议题上的合作空间，将使美在供应链领域“排华”的“前景”受到重重挑战。面对美国供应链“排华”，中国要坚定地走高水平和制度型开放之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下，进一步夯实国内供应链，在亚太地区打造开放和包容的供应链，以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供应链国际合作，倡导供应链领域的对话，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     

布什政府的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现在美国布什政府正以双边行动致力于市场开放。2005年底,布什政府完成了与13个国家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还有10个国家正在谈判。美国通过FTA向贸易伙伴输出环境政策、劳工标准等,提高了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加入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本。美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行动会导致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贸易转移效应,加速中美在能源需求中形成竞争关系。同时,布什政府的贸易政策措施可用以遏制中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