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小企业的刑法保护

本文从"逆全球化"出发,剖析了中小企业在谋求发展中面临的融资难、"次国民待遇"现象明显以及知识产权侵权严重等困境。文章认为:亟须充分运用刑事立法与刑法解释机制,从实质解释出发重新解读刑法关于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行为的司法认定与处理,消除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差别性保护,完善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设计,从而实现贸易摩擦下中小企业发展的行政与刑法的联动立法,在确保市场经济秩序的同时建构有效的刑法保护体系,以为我国中小企业未来的生存发展保驾护航。     

我国刑法中的“情节严重”——风险社会下的客观处罚和抽象危险犯分析

"情节严重"在我国刑法中对量刑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何认定情节严重,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考虑哪些因素一直是学界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文章拟以风险社会为背景讨论客观处罚和抽象危险犯对"情节严重"的限制及释放,为使"情节严重"在具体刑法对保护未来法益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若干问题研究

<正>一《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的规定及适用在《刑法》第269条中:"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从此规定可以看出转化型抢劫罪的行为人必须先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我国刑法立法原意将"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理解为有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刑法》第263条对于这种     

“人肉搜索”不必入罪之我见

"人肉搜索"作为一个新现象引起人们广泛地关注,部分学者认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需要追究网络"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而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并没有涉及"人肉搜索"是否入罪的问题。刑法的保障性特征,决定了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应是最后的。     

论刑法的私权保障及其社会价值

刑法作为公法,首先保障的是公权,也不排除保障私权。问题是刑法在保障私权方面,该做的还远远没有做到。我们应该对受害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地位明确给以法律保障,重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人性化。在刑事诉讼中推行私法的"自愿、调解"等原则,并以此完善私权的保障。明确公法、公权与私法、私权的关系及其社会价值。     

也论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限——基于张明楷教授“平和-暴力”界分说的反思

盗窃罪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抢夺罪是指公然非法获取他人财物。传统刑法理论以"手段的秘密与否"作为划分盗窃与抢夺之间界限的标准,即"秘密—公开"界分说是完全合理的,符合我国刑法适用的基本情况。"平和—暴力"界分说以"手段的平和与否"用以区分盗窃与抢夺,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不能准确区分两罪,反而造成实践中刑法适用的混乱。对于以平和手段公然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应以抢夺罪论处。     

论“非法传销活动”的罪刑规制与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

非法传销活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愈演愈烈,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破坏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在《刑法修正案(七)》中诈骗型非法传销行为得到单列化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罪"为罪名,标志着刑法对非法传销行为的调整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非法传销行为的批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修正案之间对传销的定义出现了偏差,有必要廓清两者的适用层面,并在不同的层面上对非法传销行为的法律适用进行探讨。     

被害人承诺下的代理人承诺的效力问题

刑法理论中关于被害人承诺的理论,一直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法学汇纂》第47卷中写下的一句话:"以被害人的意志所发生的东西,不是不法的。"目前被害人承诺理论已被我国的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认可,但在刑法中并未有明确规定的一项犯罪排除性事由,被害人承诺理论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代理人承诺的效力问题是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实际意义的。     

浅谈指使他人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定性

我国刑法仅将肇事后逃逸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这种过失犯罪的加重情节,造成了刑法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将针对"指使他人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定性问题做一定的分析与阐述。     

剖析欠薪犯罪构成要件

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以来,公众一片喝彩,农民工也充满期待。但时至今日,尽管欠薪事件屡屡见诸媒体,而因欠薪被定罪的人却寥寥。究其原因,正如专家指出的,目前的"恶意欠薪罪"仍然失之笼统。根据刑法修正案,只有恶意欠薪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构成恶意欠薪罪。那么,什么是"情节恶劣"?具体判定标准是什么,是数额还是人数?究竟哪些"欠薪"可以"入刑",哪些不能"入刑"?本文从法学专业角度,对《刑法》修正案(八)有关欠薪罪的规定给予了解构。     

从立法目的看《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七条

<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七条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其中又更侧重于对未成年人人身权利的保护,故在第七条"组织"之前加入限定手段,即以暴力、胁迫为手段,能更好地体现立法目的又不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     

论企业网络销售公益彩票行为之刑法定性

我国目前有大量企业开展了互联网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销售业务,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并没有取得相关行政部门的授权,实质上是处于"无证经营"的状态。由于刑法是各部门法的保障法,明确此类具有行政违法性行为的刑法性质就成为刑法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刑事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两方面综合考虑,不宜将此类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性贿赂入罪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贿赂犯罪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物质性贿赂,也出现了一些非物质性的贿赂,尤为典型的便是"性贿赂"。文章通过对我国性贿赂现象现状的说明,以及对国外的刑法学说和立法的借鉴,对我国性贿赂的刑事立法进行了大胆的构想。笔者认为,在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的原则下将性贿赂行为写入刑法是新形势下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是完善刑事法律政策的必然要求。     

未遂犯刑事责任归结

介绍并评述了未遂犯处罚根据的学说和外国未遂犯存在范围的立法模式,指出未遂犯的处罚应基于客观主义的刑法立场,追随刑法"非犯罪化"趋势,处罚对重要法益造成现实危险的未遂行为,即应处罚重罪的未遂。     

论人权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由于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强制性和对人基本权利的剥夺可能性最为明显,因而刑法中人权保障的意义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刑法中的人权保障理念进行历史地、比较地分析,从而分析出其与人权观的发展演进有着相同的轨迹。     

新时代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促进创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对知识产权犯罪打击力度不足，有罪不究、重刑化现象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严重阻碍了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发展，也不利于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为此，在新时代背景下要采取措施强化知识产权刑法保护，有效解决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新时代下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特点，并对当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完善和建议

<正>一污染环境罪的本质与特征(一)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沿革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刑法阶段、1997年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阶段和2011年的污染环境罪阶段。第一,1979年刑法阶段。这一阶段,有关环境犯罪方面的立法主要根据1979年的《刑法》制定了若干附属刑法。虽然1979年《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这章中规定了盗伐林木     

正确处理一案中的多种行政违法行为

《一案多种违法行为如何处罚》一文列举了某县质监局在查处郑某无证生产肉松等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案审人员对该案在定性与处罚方面提出的五种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准确适用刑法理论中的"数罪并罚"理论,是解决该类问题的关键。刑法中的"数罪并罚"理论,是指对犯有两种以上罪行的人员,就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一定原则判决宣告执行。"数罪并罚"的适用规则主要包括:吸收规则。即以重并轻,     

中西方刑法文化中罪刑法定思想的比较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刑法所普遍遵循的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有依法定罪量刑的论述,然而作为一种刑法思想在中外刑法史上均有一个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不同,罪刑法定思想所体现的理念、价值取向自然也各有不同。通过对罪刑法定思想阐述的对比,可以得出其中的历史价值。     

论“投机倒把”与现代危机——关于现代危机的制度根源的研究(十四)

<正>利用市场差价借机倒卖商品从中获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被称为"投机倒把"。"投机倒把"是一个贬义词。在改革开放以前,它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剥削行为,性质恶劣,应予严惩。因此,在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中明确规定"投机倒把罪"。为进一步全面禁止投机倒把活动,国务院于1987年又颁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用市场差价借机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