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建立我国知识产权法经济学

新中国知识产权制度60年的建设历程先后走过了孕育、奠基、本土化改造、国际化转型四个阶段,并将在本世纪完成法典化.发端于西方20世纪上半叶的法经济学为知识产权的多角度分析和理论的丰富带来了方法论革命.知识产权法经济学是知识产权法学与知识产权经济学相融台的边缘性学科,它不仅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也用法学家的眼光观察和分析知识产权经济学问题,多维度的分析必将带来知识产权理论的勃兴以及知识产权理论的革命.     

知识产权文化本土化

建立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有助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实施,知识产权文化本土化是使公民充分理解知识产权文化法律价值观和法律行为模式,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中有着重要地位。文化就是制度和行为的积淀,行为取决于人的价值观。首先使知识产权价值观平民化,然后建立科学和理性判断标准减少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与法律实施方面的差距,制定更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民事主体因智力创造成果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使得知识产权法和经济法、行政法以及科技法区别开来,而私权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属性,是知识产权与所有权所具有的共同属性.知识产权作为知识财产私有的权利形态,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也受到法律的必要限制.这是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所决定的,并通过法律平衡与调整的制度设计而完成.     

广州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调查报告－－兼论知识产权法律的本土化

从对广州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调查可以发现，我国的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制度基本上是国际公约的国内法化，因此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担保金和有关费用的规定不尽合理，申请海关保护的程序复杂，没收的侵权货物难以处置等。将国际公约或外国法转化为国内法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使移植的法律成功本土化，应注意将其与我国国情相互融合。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法律界研究的重点，在知识产权单行法律制度体系业已存在的前提下。强调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是否有无必要?章在分析两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应完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内容，以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TRIPS协定下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法律价值分析

正义与效益是知识产权领域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整个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功能目标;强制许可制度作为TRIPS协定中平衡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之一,必然会以正义与效益当作其基本价值目标,体现知识产权法对正义与效益的孜孜追求。本文试着以作为知识产权法基本价值目标的正义与效益为标准,分析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     

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知识产权规范的立法模式

在现代法中,知识产权是重要的私权类型,我国民法典理应对其予以适当规范,但知识产权法具有高度不稳定性,且其规范体系的独特性使其很难与民法典的整体兼容,所以知识产权规范不宜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明智的做法是在总则编的“权利客体”与“权利救济”两章中对知识产权作相应规定。     

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诞生源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它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极为密切,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是传统知识产权法的三项制度——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的附加保护。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缺少一般性条款,在具体条款的规定上也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修改本法可以借鉴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以及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先进做法。     

TRIPS协定下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法律价值分析

正义与效益是知识产权领域中最重要的价值,是整个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功能目标;强制许可制度作为TRIPS协定中平衡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之一,必然会以正义与效益当作其基本价值目标,体现知识产权法对正义与效益的孜孜追求.本文试着以作为知识产权法基本价值目标的正义与效益为标准,分析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     

知识产权法体系重构初探

尽管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其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有极大的独立性。由于缺乏历史给养的长期积累和高度抽象的理性思维,再加上国家之间利益争斗因素,现有知识产权法体系还很不完善,其理论基础极为脆弱。本文从辨析知识产权与支配权的关系着手,探索性地提出知识产权的核心权能是“控制性传播权”,从而全面概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进而以此为基础力图对知识产权法体系加以重构。     

经济刑法视域中的知识产权犯罪

在知识产权领域里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以及鼓励创新与科技进步的平衡,刑法的作用方式是多向性的,在追求此价值时它往往会对彼价值造成影响,我们应当追求刑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上的多元平衡.在理念层面上对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价值取向进行多维考量时,还应在现行立法中为其分别找到实证基础.     

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若干问题

保障和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坚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与执法体制,强化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坚持依法审理各类型知识产权案件,不断加大司法保护力度,健全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诉讼制度,提升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治能力,重视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不断增强应对国际挑战的能力,构建科学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机制,切实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和谐社会目标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知识产权事业的繁荣发展,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中和全球治理结构中加以研究和解决。为此,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考虑应对策略。在构建国际和谐中,要以“主体性”中国的姿态,积极参与修改或制定世界规则。在国内层面,既要更新理念,又要调适制度。要牢固树立“利益均衡保护”的和谐理念,将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原则从“创造伦理”转向“分配伦理,”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并以此为指导,改进立法,科学执法,公正司法。在制度调适方面,重点应做好:建构适宜的知识产权限制制度;对知识产权滥用实行反垄断规制;建立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有效机制。     

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知识产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激发了企业创造的热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近年来出现的"安吉案"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要求国家要在立法把关、司法实践和执法环节对此行为进行规制,使这项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浅谈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进程

本文试图从中国的历史进程角度论述中国知识产权立法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的原因,从而阐明民主来之不易,应该将维护智力成果创造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偏好与企业创新激励——基于转型期“大调解”机制政策效果的分析

面对技术创新速度加快以及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增加,我们必须思考转型期"大调解"机制的政策效果。基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偏好对企业创新激励这一独特视角,本文考察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中处理和调解这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企业创新激励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调解方式的倾向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激励,同时这一影响因企业控制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两方面的异质性而有所差异。本文不仅从企业创新激励的角度为知识产权纠纷行政执法偏好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从法和经济学角度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激励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法律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美国《优化知识产权资源与组织法案》启示

知识产权执法机构在国家的行政体制中一直饱受坊间责论。美国的《优化知识产权资源与组织法案》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应以第五次行政机构改革为契机，提高知识产权的服务能力，理顺执法职能，采用大部制保证执法一体化，提高与国外政府沟通能力，保护我国海外知识产权，呼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人寿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在保险经营中的值价取向和保险企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研究,证明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司治理、品牌建设等都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该文还提出了保险公司知识产权保护的5项有效措施:要培育高层管理者知识产权的战略管理意识;要设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致力于成为产权人;要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加快保险行业知识产权的行政立法。     

论商业特许经营法律管制的模式选择

商业特许经营被誉为20世纪最成功的商业模式。其原本属于私法范畴，但国家也有必要对其运作过程中的弊端进行法律管制。国际上存在的典型管制模式包括信息披露、知识产权保护、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竞争法律模式等。本文在这一基础性的认识上，详细分析了中国《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管制模式，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具备了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特质，并提出了若干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