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期望与生育意愿

生育率低已成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隐患,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也因此而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特别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与Poisson模型,将生意意愿分为是否选择生育和生育子女数量两个方面,实证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预期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社会养老保险不仅显著降低了居民选择生育的概率,而且还降低了居民生育子女的数量;第二,不同养老预期对居民生育意愿影响不同,依靠子女养老与依靠政府养老对居民生育意愿分别起到了“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第三,养老预期在社会养老保险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效应,依靠子女养老与依靠政府养老分别“缓解”与“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对居民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男性与农村群体.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与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农村流动妇女生育的潜力、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探究农村流动妇女生育的潜力、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村流动妇女总体生育水平较低但生育潜力较大；第二，对农村流动妇女生育意愿影响最显著的特征主要有包括生育数量、是否已育男孩、是否已育女孩在内的生育特征，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个人特征；第三，生育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已育男孩是影响农村流动妇女生育意愿的四个最重要因素。基于此，一方面要重视农村流动妇女生育数量的增加，对其生育行为由监管控制转向鼓励支持，并针对性地引导有生育潜力的农村流动妇女生育；另一方面要注意农村流动妇女生育质量和结构的提升，提高农村流动人口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障体系以降低“男孩偏好”。     

居民参加养老保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妥善解决社会养老的同时平衡生育意愿,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居民参与养老保险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参与养老保险会对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儿子意愿产生替代效应,养老保险使个体生育意愿降低2.8%,生育儿子意愿降低3.4%,尤其降低了男性群体（2.8%）、农村群体（3.4%）的个人生育意愿;个体参保数量越多,则“替代效应”越强;不同分类的养老保险对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儿子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应建立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挂钩的鼓励生育政策、健全生育与补充养老保险相关制度、加强对女性生育和就业的保障。     

“二孩”生育政策“遇冷”: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

近期以放松“二孩”生育管制为核心内容的政策改革明显“遇冷”,我国人口增长正面临“断崖式”下滑的巨大风险.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准实验分析法,从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城乡生育成本变化及其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随着生育成本的变化,农村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大幅下降,而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小幅增长,最终城乡意愿生育水平总体降低.那么,考虑到目前实际生育率远低于意愿生育水平,“二孩”生育政策“遇冷”就成为由此可得的必然结果.所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生育激励措施消解生育成本变化的不利影响,是未来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关键.     

从“单独二孩”走向“全面二孩”:中国养老金支付危机能破解吗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不断上升.政府通过调整生育政策以缓解老龄化程度,进而减轻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本文以2016年1月1日中国生育政策正式从“单独二孩”走向“全面二孩”为背景,通过建立精算模型分析调整生育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财务运行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1)如果继续实行“一胎”政策,养老保险基金不可避免出现累计赤字(支付危机);(2)如果所有符合“单独二孩”规定的夫妇生育二孩,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推迟约9年;(3)在不同“全面二孩”生育意愿下,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均有所推迟,如果生育意愿达到54％及以上,养老保险基金在2090年及以前不出现累计赤字.上述结论均通过敏感性测试.可见,“全面二孩”政策可以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如果要达到破解支付危机的目的,还有赖于生育意愿的提高.     

现行生育政策研究

现行生育政策最初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提出来的。它对于纠正从1978年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偏差,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控制人口效果方面,现行生育政策对于抑制农村妇女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调节和疏导我国第三次生育高峰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相反,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同广大农民的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过大,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一直在给农民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迅速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彻底纠正“一胎化”生育政策给社会稳定带来的隐患,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城市居民“单独”两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探究——基于杭州市调查的实证研究

随着老龄化现象的普及,人们意识到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结构正在遭受严峻的冲击。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放开"单独两孩"政策以来,我国的人口变动形势引起普遍关注。文章进行了城市居民两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调查,通过实地调研、数据采集及筛选,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验证了长辈支持、夫妻情感因素、给女方的工作压力、家庭可支配收入以及两个孩子做伴有利于健康成长的生育观念对两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中国人口实际与理想的生育年龄:1994-2012

人们的生育行为总是与年龄及时间因素存在着特定联系.借助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并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拟合出1994-2012年中国人口实际和理想生育年龄关系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实际生育年龄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初育年龄从1995年的23.49岁上升到2012年的25.78岁,再育年龄从26.73岁上升到29.61岁;理想生育年龄相对较为稳定,理想初育年龄保持在25.30岁左右,理想再育年龄维持在28.40岁左右,平均理想二胎间隔为3.10年;城市人口无论是初育年龄还是再育年龄,均是实际生育年龄显著大于理想生育年龄;农村人口实际初育年龄显著小于理想初育年龄,再育年龄经历了由"实际小于理想"到"实际大于理想"的转变.这些发现为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在中国的变化趋势提供了有效的实证依据.     

现行生育政策研究

现行生育政策最初是在1982年中央11号文件中提出来的.它对于纠正从1978年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偏差,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控制人口效果方面,现行生育政策对于抑制农村妇女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调节和疏导我国第三次生育高峰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相反,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同广大农民的生育意愿之间的差距过大,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一直在给农民造成巨大的伤害,所以,迅速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彻底纠正"一胎化"生育政策给社会稳定带来的隐患,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二胎放开了，商家咋整？

多年来备受关注的“单独二胎”政策，终于有了定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不知道多少人盼苍天盼大地，总算盼来了二胎放开的决定。     

女性主妇化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研究

中国二胎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女性主妇化的关注.利用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性别观念、二元劳动力市场、新经济新技术三个方面解读了已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拥有传统性别观念、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缺少家用电器使用的已婚女性更可能成为家庭主妇.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已婚女性成为家庭主妇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80前”已婚女性主要受年龄、教育程度、户籍、性别意识的影响,“80后”已婚女性主要受居住地、子女年龄和工作行业的影响.     

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江西调查样本数据,构建了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决策模型,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特征因素中年龄、性别、务工平均月收入、每年外出务工时间,以及是否希望在务工地购房等,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存在重要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对其返乡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耕地面积变量;农村外出劳动力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对其返乡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另外,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胎政策全面实施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启动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我国继单独二胎政策后作出的重大调整。文章分别从就业性别歧视和维护女性"生二胎"权益这两方面探讨了"全面二胎"政策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影响,针对这些影响,参考国外经验提出"完善我国生育保险制度与反歧视法的意见、完善我国的生育制度与反歧视措施"的解决方案,以保证女性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     

孩子成本效用的拓展分析及其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解释

在西方微观人口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孩子在家庭内的成本效用及社会总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揭示出家庭意愿生育水平与社会期望生育水平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孩子内外部成本效用的不对称.认为生育政策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的作用机制在于政策的执行改变了家庭内孩子成本效用的对比关系,从而有效地影响了家庭生育决策.     

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战略举措——论认清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及相应对策之变革

把解决人口过多的问题放在破解“三农”问题战略的首位,即是把计划生育放在首位。为此,必须认清计划生育的基本矛盾———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搞好计划生育,生育政策是关键,而“治本”措施,即开展工作,促进群众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的措施是根本,计划生育的“治本”应以社会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应对生育政策实行变革,同时强化“治本”的各项举措。     

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对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问题正成为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单独二孩”政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领域”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政策已在全国所有省份明确启动实施。此举标志着中国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放开二胎”过渡,这是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作出的重大调整。“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势必引起人口数量、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本文仅针对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时吉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展开分析。     

高职院校农村籍学生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Logistic-ISM模型的实证分析

高职院校农村籍学生返乡创业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扶贫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高职院校农村籍学生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确定了高职院校农村籍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再运用ISM解释结构模型构建高职院校农村籍学生返乡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逻辑关联与层级结构.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家庭成员的创业经历、家庭支持、创业技能和创业政策五个方面对高职农村籍学生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支持是影响返乡创业意愿的直接因素;性别、父母创业经历和创业技能是影响返乡创业意愿的中间因素;创业政策与环境是影响返乡创业的根源因素.     

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理论分析我国二胎政策变迁

2013年,单独二胎政策的正式启动成为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战略。采用倡导联盟框架针对二胎政策进行系统的梳理及解析,认为二胎政策的变迁源于"支持二胎政策联盟"、"反对二胎政策联盟"、"政策斡旋人"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围绕"单独二胎的政策利弊"三者间政策学习的结果。     

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城市大样本调查的证据

基于课题组2009年进行的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性别偏好,特别是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决定因素。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但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较农村人口,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偏好明显要小,男孩偏好也要弱。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工作类型和居住类型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女性教育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工业化之后，技术进步带来人力资本需求增加，引致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性别收入差距缩小，对生育率产生负向影响，构成了人口转型的理论取向。考察女性受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机会成本效应。表现为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性别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进而造成女性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生育意愿降低。二是“数量-质量”替代效应。即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引致生育观念发生转变，更为重视孩子的教育质量，而非子女数量，使得子女教育投入增加，生育意愿弱化。最后，基于生育率伴随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而下降这一规律，提出围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要求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