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及对中国的启示

作为典型制造强国,德国经验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显著参考意义。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指标工具,对德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问题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低,分工地位不高,产业处在价值链下游加工制造环节;相对参与度较高的行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同样偏低,并愈发靠近加工制造环节。但价值链分工的结果却不同,德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后,单位增加值创造能力强,制造业总体及大多数行业保持高竞争力,产业综合竞争实力进一步提升。德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与德国专注于制造分工、德国老牌工业强国基础支撑的高端制造模式、大批量定制模式以及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中国应当借鉴德国经验,发挥好已有比较优势,积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重点推动优势产业和高端制造业价值增值,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与加工制造环节的高端化,促进本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基于双向嵌入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GVC)后向嵌入深度前向嵌入深度指标,分别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双向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并利用2008-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和检验GVC双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的结果表明:①中国行业的GVC后向嵌入深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GVC前向嵌入深度与企业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②中国的GVC后向嵌入的生产率效应会受到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受到GVC后向嵌入的作用比非出口企业大。③中低技术行业的GVC后嵌入深度对企业的生产率呈正"U"型的关系,来自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限制几乎对中低技术行业的企业没有影响。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

研究目标：考察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及其决定因素。研究方法：采用2000~2007年中国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生存分析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入和退出全球价值链（GVC）的企业数量大体呈上升趋势,企业总体嵌入GVC的持续时间较短,均值为1.827年,且随着持续时间增长企业生存的危险性逐渐降低。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GVC中的生存率更高,风险率更低,持续嵌入GVC的能力更强。出口发达国家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具有较好研发能力、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小、年龄较小的企业退出GVC的概率更低,嵌入GVC的持续时间更长。研究创新：构建企业层面价值链嵌入程度指标,并运用生存分析创新性地考察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进入退出行为。研究价值：对评析贸易开放的利得以及寻求“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持续经营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数字新基建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基建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并从数字新基建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细分维度展开全面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新基建发展可显著推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区分数字新基建类型来看,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融合基础设施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分解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来看,数字新基建对中国制造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正向影响作用显著高于服务行业;除外贸依赖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负面影响外,政府支持、物流绩效、研发投入均具有正向影响。据此,应完善数字新基建顶层设计,夯实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基础;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引领作用,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深度;加快推进服务行业数字转型,补齐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短板。     

中德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比较与政策启示

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重构的研究视角测度与比较分析中德制造业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德制造业已深度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分别以后向和前向的方式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中德制造业通过简单生产活动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分别加强与RCEP及欧盟之间的区域价值链数字化联系;中德两国制造业在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存在较强的双边数字关系,中国是德国重要的数字价值输出目的地;中国制造业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行业优势分布更加全面,德国制造业数字化分工行业优势分布更加集中,行业数字化转型质量更高。鉴于此,中国应多维度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扩大领先行业数字化分工优势,加强国际数字化分工合作,积极推动区域价值链数字化分工体系构建,助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及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 Index）,本文首先从前向与后向联系的角度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及不同类型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程度、生产长度和位置进行测算,关注金融危机尤其是2011年后中国参与GVC分工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行业研究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GVC分工方面：中国整体行业后向参与度远高于前向参与度,两者均呈现“M”型演变趋势并于2012年之后下降;整体行业参与GVC分工的位置居于下游,呈“N”型变动趋势并在2012年后回升;制造业GVC参与度更深,而服务业GVC分工位置更高;高技术行业的GVC参与度和位置都高于中低技术行业,光电设备等高技术行业前向参与度有所提高。对就业的影响方面：不同行业参与GVC分工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整体行业位置指数尤其是后向参与度的提高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一次跨境的简单GVC对就业的正向拉动作用最大,其次是前向参与度;与整体行业不同,相对于服务业与中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位置的提高将促进就业;服务业前向GVC复杂生产长度以及整体与细分行业的简单GVC都与就业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实现中国GVC升级与同步促进就业的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特征与中国企业价值权力争夺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以来,中国企业价值权力不断销蚀、经营逐步陷入困境。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双面效应"。当代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以下特征:产业链布局"分散式"与"集中式"结构重新布局;产品附加值"微笑曲线"与"彩虹曲线"并行不悖;世界制造中心、科技中心和贸易中心"三中心"分离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同步实施;"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主义"策略交替使用。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中国企业须调整战略定位和策略选择,解决好业务领域多元化与专业化、提升价值链的技术创新与营销模式创新、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的选择与组合、内生性增长与外生性增长的能力建设等基本问题。     

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扩展与重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散,世界各国纷纷实施边境封锁限制措施,生产要素流动受阻,给经济全球化和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分工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与重组以及全球价值链的重构。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分析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与重组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在总结梳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重构原因及重构趋势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在本轮全球化中保证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巩固中国在价值链中的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微笑曲线”存在吗？

本文在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中首次提出测度产业部门位置的“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新方法,并从强度和长度两个维度,全方位分析境外增加值贡献率-位置的关系,进而考察产业部门层面的“微笑曲线”是否存在。研究表明：本文的新方法提供了测度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统一逻辑框架,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其他位置测度方法。产业部门层面的“微笑曲线”不具有普遍意义,比如中国电子和光学仪器制造业略呈“微笑曲线”形状且逐步加深化,而中国纺织业却不存在。     

中国GDP出口分解及贡献新测度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构建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GDP出口分解框架,分析中国出口对GDP及GDP增长的贡献和变化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出口对GDP及GDP增长的贡献均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形特征。制造业贡献起主导作用,需要巩固传统优势,培育新优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大的服务业贡献相对较小,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贡献的变化主要是基于产业增加值出口比重的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编制及应用研究

研究目标:编制与应用省际高技术产业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研究方法: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从最终产出视角编制省际高技术产业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测算高技术产业源自进口、省内和省外的增加值率,分析最终产出对不同来源中间投入的依赖性,进而剖析参与全球和国内价值链分工程度。在此基础上,设计就业拉动力指数并利用空间关联模型测度高技术产业不同来源增加值率对不同类型劳动力就业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值率测度结果显示各省份高技术产业最终产出对省内自身、省外其他地区以及进口的中间投入依赖程度差异较大,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分工侧重有所不同,国内价值链的作用日益显著。参与全球和国内价值链分工对高技术产业就业均产生正向影响,但各省份拉动力大小存在差异,就业空间关联性整体不强。研究创新:编制省际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测度最终产出不同来源增加值率分析高技术产业参与全球和国内价值链分工程度,并进一步从拉动力和空间关联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就业效应。研究价值:从省际视角丰富了高技术产业最终产出不同来源贡献大小的相关文献,同时刻画了其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为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驱动因素研究

研究目标：研究2011~2014年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驱动因素。研究方法：从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分层式结构分解法（HSDA）。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增速下降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其中,国外需求下降是决定性因素,贡献度为859%,受需求水平下降和需求结构变化共同影响;生产分工变化是重要影响因素,贡献度为136%,主要受前向产业关联变化和国内生产分工调整影响;增加值系数变化影响较小,仅为05%。研究创新：基于GMRIO模型将多种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定量分析各因素对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影响。研究价值：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外贸维持出口平稳增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分析

研究目标：归纳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和规律。研究方法：基于WIOD数据和KPWW方法,通过多元面板回归分析寻找GVCs嵌入位置与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将14个制造业产业按GVCs主导环节归类。以40个经济体嵌入位置的时序变化,讨论升级方向对各国产业升级幅度的影响,分析有利于制造业升级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14个制造业产业可以分为上游环节主导、下游环节主导和混合主导三类;以三类产业的主导环节作为产业升级方向能够提升产业升级幅度;高级生产要素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强于传统生产要素。研究创新：根据14个产业的主导环节,提出了不同于“二元驱动”的GVCs混合主导型产业。研究价值：明确了三类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影响因素。     

全球价值链下我国政府的政策选择

全球价值链为我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创造体系带来了机遇,但是融入过程本身会遇到很多障碍。除了企业自身努力之外,政府应该从制度、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从政府角度提出了保证我国企业顺利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对策建议。     

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地域结构变迁及变化动因

研究目标:廓清中国分企业所有制的出口技术含量地域结构及变化动因。研究方法:基于区分内外资全球投入产出模型的出口技术含量和反事实分析法。研究发现:中国内外资企业出口中来自(内资企业)国内技术含量的比重逐渐强化,表明中国出口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本土技术升级。对计算机业分析发现,其出口国外技术含量地域结构具有稳定性,但趋于下降,而来自内资企业国内技术含量的贡献不断上升。质和量均对中国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但更多依赖最终生产工序技术含量的提升。研究创新:首次将中国内外资企业生产异质性纳入分析范畴,科学分析出口技术含量地域结构变迁及变化动因。研究价值:准确理解中国对外贸易技术含量水平与升级。     

出口贸易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96~2003年17个制造业对16个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面板数据以及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实证检验了我国出口贸易企业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出口贸易企业通过向上游产业的非出口部门企业购买中间产品和服务产生了积极的后向链接溢出效应,而出口贸易企业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后向链接溢出主要来自于对美国和其他14个OECD国家的出口贸易企业。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出口的价值分解、增加值出口及贸易失衡

研究目标:从全球价值链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总出口的价值来源、增加值贸易及其失衡规模。研究方法: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和社会经济账户(SEA),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测算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国外增加值率较高,国外增加值主要来源于东亚、欧盟和北美地区,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外增加值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中国增加值出口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从增加值出口实现方式来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出口分别以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为主要方式,而初级产品和能源产品行业、服务业则主要通过参与国内价值链生产分工来实现本行业的增加值出口;传统贸易数据严重夸大了中国的贸易失衡规模;相比于传统贸易失衡,中国与欧美、东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和逆差均大幅降低。研究创新:依据增加值\"来源地\"和\"吸收地\"原则测算了中国增加值贸易及其失衡规模。研究价值:克服了传统贸易数据由于\"重复核算\"所呈现的贸易假象,厘清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