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对在孵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提高企业存活率、促进科技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载体。孵化器税收优惠是支持在孵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15—2018年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落实情况和相关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税收优惠措施对在孵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孵化器服务的中介作用。通过税收固定效应模型及联立方程组，考察税收优惠这一自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孵化器税收优惠政策对在孵企业研发投入及创新行为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通过孵化器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与僵尸企业挤出效应——基于上市公司退市风险和创新投入的双重视角

减税降费政策在为正常企业降低成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僵尸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无效化和税收政策的失效.本文从A股正常企业的退市风险和创新投入视角分析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的挤出效应,以及不同类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僵尸企业挤出效应的影响,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传导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以营改增为代表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会扩大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而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为代表的选择性资格认定型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抑制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退市风险和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税收优惠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注重精准性原则,根据企业异质性特征深化税制改革,并进一步完善僵尸企业治理和退出机制.     

税收政策对企业R&D投入行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税收政策是激励企业加大R&D投入的重要R&D政策工具之一。文章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并根据税收政策的实际情况,对Morale(s2001)模型进行改进,动态模拟了随着政府R&D税收抵扣率的调整,企业R&D投入强度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鼓励企业加大R&D投入和促进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随着R&D税收抵扣率的提高,企业R&D强度和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幅度递减,说明R&D优惠对企业R&D强度和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都是递减的,建议政府在制定R&D税收政策时,应选择合适的税收抵扣率。     

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争夺流动性要素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以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宏观政策对微观决策的影响机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静态模型,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税收竞争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显著促进企业增加投资6.5个百分点,同时会显著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只显著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税收竞争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为破解产能过剩以及降低企业杠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主导路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采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嵌入式服务化数据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现代服务嵌入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传统服务嵌入仅对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特征，传统制造业和成长期企业能够从服务化转型中获益更多。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主要通过调整企业要素结构和优化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企业创新表现。其中，创新要素投入和探索性创新是主要作用渠道。     

税负、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创新效率

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SFA时变超越对数模型系统测算上市公司的创新效率指数，实证分析税收负担对于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我国A股上市公司创新效率较低，行业间创新效率差距较大；企业综合税收负担以及流转税税负对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税收负担通过企业融资约束这一通道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相较于国有企业、中东部地区以及非制造业企业而言，税收负担对私营企业、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创新效率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税收约束、超额管理费用与所得税税负粘性

经济下行背景下，企业税负粘性对于认识我国当前税收政策调整的有效性十分重要。本文基于税收制度约束与企业行为耦合视角，剖析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形成机理，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超额管理费用降低所得税相对会计利润变动的敏感度，具有显著增强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的效应，并且税收约束机制下，增加约束性税会差异是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增强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的具体作用机制。此外，拓展研究表明，企业研发创新具有降低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和所得税税负粘性的效应。本文指出，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是税收制度与企业行为耦合的结果，其表象是微观层面的税收税源联动失序，本质则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不足，以及税收制度与企业行为协同不畅。     

政府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从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两个角度,构建了政府的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2013年河北省高新企业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财政补贴和税收两类创新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均对企业创新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的创新合作行为在上述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创新能力同时调节创新政策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适度减税:我国目前税收政策的选择

税收既是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形式,也是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如何通过税收政策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无论是从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分析,还是从我国当前税收负担的状况分析,为了更好地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我国都应该调整税收负担,实行适度减税的税收政策,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

基于世界银行2012年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此前一年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越大,辖区内企业当年面临税务检查的概率越高、次数越多,税收征管活动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在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税收征管活动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更强。通过工具变量估计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活动主要加剧了民营企业税收负担,对国有企业影响并不显著。税收征管活动增加了企业非正规活动支出,税务人员在税务检查过程中主动要求非正式支付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文章为理解不规范的税收征管活动加剧企业税收负担提供了实证支撑,也为现阶段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规范税收征管活动、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政策启示。     

财税普惠度与企业生产率

本文对提高财税普惠度是否有利于促进企业生产率以及如何实施财税普惠政策会取得更好的效果这两大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引入企业逆向选择行为拓展了伯川德行业竞争模型,提出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说。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框架检验了财税普惠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影响机制及其行业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提高财税普惠度能显著提升企业生产率,其三个机制分别为市场竞争效应、逆向选择效应和边际成本效应;(2)提高财政普惠度对高融资依赖度、高增长机会和高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而提高税收普惠度对低融资依赖度、低增长机会和低创新需求的行业具有更大的正效应。本文为政府施行更加精准的财税普惠政策提供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财税特惠政策向财税普惠政策转型提供了理论和证据支持。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产业异质性、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考察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①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企业自主创新具有激励作用,有效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②基于企业所属产业异质性视角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生物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专利产出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有研究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应"和"抑制效应"的争议,也对完善中国创新税收激励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融资约束与政府补助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化变革是制造业企业寻求产业转型和创新变革的重要突破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激励效应能否破解企业创新“投入多,产出少”困局?对此,基于A股制造业企业2011—2020年数据,借助Python爬虫功能转化并搜索企业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以此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政府补助金额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创新。     

环境创新税收政策解构与重构：由单一工具转向组合工具

税收政策工具内置的行为诱导、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等性能，使其成为激励环境创新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工具可以解构出环境税与税收优惠两大核心政策工具。其中，环境税将污染行为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向企业传递价格压力信号，迫使其作出缴税、减产抑或投入环境创新的抉择，本质上是一种反向压力工具；税收优惠则是一种正向鼓励工具，以减轻税负的方式将应收税款让渡于创新研发，将污染企业向投入环境创新的方向引导。两个政策子工具虽然作用机制相反，但政策目标一致，通过科学、精细的税制设计，实现不同政策功能协同互补，以发挥组合工具“1+1＞2”的政策效应，最大化提升企业环境创新积极性。此外，还应统筹税收政策工具与其它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央地退税分担与企业采购的区位选择

税收统一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推进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本文利用退税央地间分担机制改革的拟自然实验，基于企业跨区域采购行为的视角，研究中国税收负担在央地间重新分配的外生冲击政策如何影响上下游企业间的区域合作关系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通过构建上下游企业间采购行为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采用2009—2018年上市A股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退税负担从地方转移至中央时，出口企业的省外采购比上升约2至5个百分点，其中，改革前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的出口企业省外采购比上升约3至4个百分点，且非国有企业、数字技术运用程度高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大的企业省外采购比提高更多，表明税收统一减少了央地政府由于目标不一致给微观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下游企业寻找更为优质的上游供应商，推动更加畅通高效的企业合作，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本文的结论为当前中国政府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税收政策建议，也为进一步研究如何构建中国内循环体系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微观证据。     

西方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比较

税收竞争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流动要素,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民福利,在税率设定和税制安排上相互博弈和竞争的行为。本文从西方发达国家税率变化趋势和全球化对资本税的影响、财政分权下的横向税收竞争和纵向税收竞争、税收竞争对政府税收政策和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收入转移和经济集聚对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等方面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竞争的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作出评论。     

行政区划、超额区县与企业资源配置

有效的资源配置对于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市场运行效率至关重要。如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配置效率已成为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话题。本文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研究了超额区县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辖区内存在更多超额区县将扭曲企业的资源配置，使企业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管理费用、税费负担，研发投入随之减少，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超额区县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以及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显示，超额区县将加重地方政府行政负担、扭曲财政支出结构，并对地区营商环境造成损害。进一步分析发现，超额区县的存在同样不利于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并导致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下降，增加了企业风险。本文从区县设置这一角度出发检验行政区划与企业资源配置的关系，拓展了企业资源配置领域的研究，丰富了有关行政区划影响企业行为的经验文献，同时为地方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