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探析

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正成为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兴产业，探究数字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我国289个城市数字产业为样本，以数字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为切入点，探究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城市间创新互动水平、城市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数字经济细分产业中，各因素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以城市群为尺度的样本显著性水平较经济板块尺度有明显提升，城市群正成为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此，从打造开放型创新生态、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引导城市间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等维度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集聚经济三维框架: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战略选择

城市群已成为区域经济竞争的基本单元和区域竞争力的核心,也是参与国际分工、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在组织梳理城市发展现状、时代背景、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论证提出一个包含空间集聚、产业集聚与全球生产网络区域空间镶嵌的价值区段集聚的集聚经济三维研究框架,综合了多学科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拓展了城市群研究的空间尺度,将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纳入全球化的视野,研究全球生产网络区域空间镶嵌的价值区段集聚、等级扩散与联系、空间组织重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互动等,为推动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多中心化与城市群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空间拓展、发展功能转换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空间结构因城市增长的空间异质性而发生动态演化,多中心化发展趋势日渐形成,直接推动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影响经济绩效。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程度最高的典型区域,已呈现出多中心化发展特征,对城市群系统层级体系演化发挥着显著作用。通过构建多中心性指数,衡量城市在城市群系统中的中心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空间效应的交互影响,探讨多中心化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多中心化发展显著促进长三角城市经济绩效提升,而且首位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发挥着异质性、非线性影响,与其自身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关,具有差异化政策启示。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假说。同时,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也显示,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水平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智能服务赋能创新型城市群建设路径研究——实体与虚拟产业集聚视角

从实体集聚与虚拟集聚双重理论视角,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智能服务水平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服务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广度和深度具有正向影响;受网络外部性影响,智能服务水平与区域创新数量呈“U型”单门槛特征,与区域创新质量呈先降后边际效应递增的双门槛特征;智能服务通过降低实体集聚要素流动的拥塞效应、增强虚拟集聚要素流动的溢出效应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通过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其它城市群,智能服务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在东部地区、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更显著。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金融集聚与城市层级

金融集聚引致金融空间层级结构特征是现代经济的显著特点。本文分析金融层级结构的形成因素及其与城市层级体系的关系。首先基于空间经济学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接着通过构造城市金融集聚指标,与中国的城市层级变量进行匹配,并利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初步构建了金融空间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说明集聚形成金融中心,而金融中心是以城市为表征的;金融中心是有层次的,且与城市层级体系是正向匹配的;但金融集聚的态势更为突出,金融层级结构比城市层级体系更为简洁。要想打造金融中心,必先提升城市层级。全面开放并有科技创新中心支撑,有利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集聚与扩散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①为研究对象,在改进"大都市均匀度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了空间集聚与扩散的量化指标,定量化测度了近10多年来该地区空间集聚的程度与动态趋向,进而分析了该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的表象与特征。其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目前正处于以集聚为主导的阶段,空间集聚表现出明显的轴线性、空间指向性(中心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以及非完全集聚的特征。且珠三角城市群在以集聚为主导的空间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趋向于均质化。具体表象为以中小城市增长为主的城市规模分布动态趋向以及大中城市的郊区化倾向。     

产业集聚作用下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关中城市群为例

文章试图解释产业集聚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作用及表现。在分析二者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EG指数、区位商方法,测度关中城市群内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和空间分布规律。据此研究表明,在产业集聚作用下,关中城市群空间结构与产业集聚呈现出了相对应的空间分异规律,为该区域产业集聚区建设和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单中心或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对TFP的影响

本文运用夜间灯光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对微观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并确定出这种影响下中心城市的门槛规模。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微观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中心城市规模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当中心城市规模低于门槛值时，强调要素集聚的单中心结构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中心城市规模超过门槛值以后，适度疏解并及时形成多中心化结构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中国公路交通联系的空间结构解析——兼论与贫困地区空间关系

依据全国中心城市间公路客运联系巨量数据,基于O-D联系GIS空间分析方法,分别从全国、区域、省域、城市群、贫困地区等多种空间视角解构全国中心城市公路交通联系的空间结构图景。研究显示,全国公路客运联系以省会城市及区域性中心城市为联系中心,以省区内其他中心城市为联系对象,在中短途客运距离内形成自成一体的区域性中心集聚的空间分布格局。全国区域发展的巨大落差在公路交通联系方面被极其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全国公路客运联系空间格局大体呈现由西向东、由内陆向沿海渐进式的梯度变化,空间结构由松散到密集、由单中心到双中心、以至多中心的网络化分布格局,这一演变特征在黄河流域经济带最为明显,长江经济带则呈现"两头翘、中间凹"的发展态势。全国城市群交通联系的空间极化效应明显,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交通联系的网络发育最为成熟,长江中游、哈长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急需强化。研究显示,贫困地区多处在区域中心城市对外交通联系的边缘地带,加强对贫困地区交通联系方面的迟滞因素与致贫机理研究意义重大。     

关中城市群空间集聚扩散效应实证研究

集聚与扩散效应是城市群空间形态演化最直接的动因,本文分别运用熵测度指数、均匀度指数与城市流强度对关中城市群空间集聚扩散效应的整体趋势、空间要素分布均匀度程度与各主要城市对外辐射能力进行分析,得到关中城市群整体目前处于强集聚阶段,集聚效应突破行政界线,各城市的对外辐射能力表现不一.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演化路径及发展策略

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发展能产生集聚效用,从而提升文化创意企业的竞争力.本文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纵向延伸、横向延伸以及价值链、创新链和资金链“三链”融合的集聚演化路径,探讨了网络化价值扩散的集聚演化路径,研究了市场拉动和文化推动下的空间演化路径,从法律法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投融资机制、文化创意企业的培育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创新平台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策略.     

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集聚发展与格局

区域产业集聚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集聚与扩散推动城市群大中小城镇的发展。城市群是区域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的扩展促进了产业的扩散与再集聚。区域产业集聚与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辽中南城市群在老工业基地产业振兴的过程中推进了新的产业集聚。煤炭产业、钢铁产业、石化产业的集聚发展促进城市的发展,装备制造业在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中培育新的优势,沈阳、大连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促进了核心城市新产业的培育与壮大。调整城市群产业集聚结构,优化空间布局,推进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全面振兴。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7个城市层面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1)整体上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制造业集聚。(2)东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城市不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劳动错配程度，进而推动制造业集聚。(4)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制造业集聚，而且带动了邻近地区制造业集聚。     

基于GIS的区域化外部经济研究

集聚一直是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关注的对象,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集聚已不再仅限于狭小、紧凑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出现了松散的多中心城市、城市群及都市连绵带等城市区域化的表现。集聚与外部经济从来都是伴生的,但在讨论外部经济的作用时,一直以来都是局限于单中心、单区位的空间,无法解释当今的城市区域化现象。立足于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外部经济动态研究的结论,从空间动态性的角度研究外部经济,提出外部经济不再局限于＂点＂状,而是存在着区域化外部经济的设想,即在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企业能获得与外部集聚经济有关的特定好处,并利用GIS方法对两个不同空间结构模式的城市——芝加哥和洛杉矶所在的州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区域化外部经济的存在及其作用范围。     

集群式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效应分析

在伦德瓦尔、麦勒特等对创新与地理联系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模型,利用实证方法,研究产业的空间集聚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主体间结网互动、更好地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对企业技术创新有利,创新主体间的空间集聚有利于区域产业的创新。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集聚与扩散的实证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条件下,通过引入"城市流强度模型"和"城市空间均匀度指数",建立空间集聚与扩散的量化指标,定量测度了近十年该地区空间发展过程中扩散(均质化)程度及其趋向。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发展过程已经处于扩散(均质化)阶段,而且呈现出"零加速度"。得出的结论是:进一步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步伐,给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