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构建兼顾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绿色指数RGI,测算了各省的相对绿色GDP,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8～2009年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强的空间依赖,表现出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布空间集聚格局。政府环境管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省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空间集群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成分和对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约束下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经济增长视野下政府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评估政府支出效率、分析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评价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各省政府支出效率呈现多峰分布。政府支出效率与财政分权程度和开放程度负相关,与工业化程度、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治理水平正相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关系不显著。     

金融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金融科技的发展进步、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相辅相成。选取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研究金融科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不同金融结构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合理的金融结构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加大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并根据客观情况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金融结构。     

偏向性的土地供给政策是否抑制了金融深化的经济效果

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企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作为分析起点,采用信贷配置效率度量金融深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的程度,利用199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偏向性土地供给政策下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土地供给偏移的政策背景下,人口密度与房地产投资的匹配对区域间信贷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增加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所引致的房地产投资与地区人口规模匹配,有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提高;紧缩的用地政策提高了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成本,抑制了该地区信贷配置效率;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小,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引致房地产过度投资,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总体来看,以公平为目标的土地要素区域平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重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1992~2011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检验了制度环境中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等制度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作为制度环境替代性变量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均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对私营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在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     

中国工业的绿色创新效率

在绿色经济席卷全球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基于SBM-DEA三阶段方法,评估中国省级区域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比较分析中国省级区域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现状。结果表明：中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差距大,总体呈现东高中低;当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阻碍了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环保规制强度和教育环境虽未能有效发挥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但教育环境的整体表现要好于环保规制强度。因此,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绿色创新的软环境,推进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     

流通业发展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

流通业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运用DEA-Malmquist测算流通效率,熵值法评估经济转型升级水平,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流通效率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流通效率整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其中东部和中部发展情况较好,东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流通效率尤其是技术效率亟待提高;流通效率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和政府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对经济转型升级有影响。     

高铁开通提高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吗?——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地,高铁开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正向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特征来看,高铁开通对中小规模城市、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作用.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2000年～ 2015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腐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的发生则降低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加强反腐败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策略之一.     

网络节点特征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基于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视角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集聚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是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省际差异、行业差异明显;环境效率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环境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较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效率呈显著N型关系,制造业集聚的不同演化阶段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不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保意识、政府规制、城镇化、对外开放水平等是影响环境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环境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加快推动制造业集聚升级、坚持绿色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外资准入环境门槛等。     

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测度及数字金融驱动效应研究

新发展阶段中国绿色发展亟须全面构筑数字金融发展新优势。引入绿色福利指标,构建了以绿色财富、绿色增长、绿色治理和绿色福利为特征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构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呈现攀升态势,但区域差异较大,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的绿色发展水平上呈现倒“U”型特征。分区域回归表明,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分维度回归,相较于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从作用机理看,数字金融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治理和绿色增长来促进绿色发展。     

经济转型视域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与资源错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及国企依赖度的调节效应

地方政府投资既是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也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和分布来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竞争”中有过度投资的倾向,并偏向于实现短期内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忽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资会加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并可能通过“虹吸效应”促使资源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及重点领域过度聚集,进而加剧地区资源错配。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投资转向适度,并注重效率提升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利于减轻资源错配。采用2007—2019年中国29个样本地区数据的分析表明：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人均地方政府投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且地区经济对国有企业的依赖度越高,该负面影响越大;当环境规制强度过低和过高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都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可以减轻资源错配,表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转型有利于地方政府投资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但跨越发展阶段的过激转型政策也不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资源配置过度时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资源配置不足时会减轻资源错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强度增加会加剧资源错配,而在中部地区会减轻资源错配。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转型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促进地区资源配置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FDI则对经济增长效率有显著抑制效应,二者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进一步强化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金融发展水平是发挥FDI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分区域来看,下游地区与长江经济带总体回归结果较为一致;中游地区金融发展和FDI对经济增长效率均有抑制作用,且二者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均依赖于对方的发展情况;而上游地区金融发展、FDI均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当金融深化超过一定程度时,更有助于发挥FDI正向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     

社会福利支出、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促进社会公平的社会福利开支增长是否可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已有文献提出正、反两方面不同的看法。文章利用我国1996年～2009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占GDP之比为解释变量,以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是社会福利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中介变量。社会福利支出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大大高于社会福利支出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因此,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在增加社会福利支出时,应重点投向提高国民教育程度、改善生产效率和增进国民健康等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这将可以实现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双赢"结果。     

腐败如何影响空气质量?——来自华北地区的证据

空气质量和经济增长是政府和民众日益关注的问题,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而政府颁布的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与腐败程度也有一定关系。论文以空气污染严重的华北地区26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2014年的面板数据,在传统的EKC模型中加入腐败因素,建立联立方程组,分别研究腐败对经济增长、腐败与经济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腐败对华北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经济增长主要由对外开放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决定;而腐败对华北地区的空气质量呈负向影响,经济增长与空气质量呈U型曲线关系。以期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治理空气污染提供严打腐败的新思路。     

绿色GDP——中央、地方及地方间的博弈

在高度工业化的今天,环境的承载力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增长的需求,使得污染范围和程度不断加剧,生产资源加速消耗.环境恶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不仅破坏人类居住区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威胁和损害到人类的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面对着血淋淋的GDP,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意识到整治污染、节省资源的重要性,但在措施的优先度和力度方面却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见解.中央政府希望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来统筹全国的环境治理,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的环保政策保持一致;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以及官员的仕途前景,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到底,绿色GDP在近期是否能够得到贯彻和落实,需要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异质性研发与“生产率困境”——基于政府和市场调节效应的研究

基于生产率困境理论，运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际数据，通过对实体经济技术效率的结构分解，分析异质性研发对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的影响以及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持续性技术效率增长停滞是制约实体经济总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颠覆式创新对提高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存在抑制作用；渐进式创新对提升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要突破中国实体经济生产率困境，必须注重政府和市场对不同研发活动的互补效应，颠覆式创新更需要"有为政府"的大力支持，渐进式创新更注重"有效市场"的配置作用和"有限有为政府"的外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