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东部的环境规制强度高抑制了技术创新，中部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而且各地区核心技术创新指标不同，东部地区最突出的技术创新是实用新型与发明型，中部地区是外观设计型与发明型，西部是实用型与外观设计型；环境规制的间接作用在东、中两地区表现为正向作用，在西部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各地区表现不同。最后综合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资源依赖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源依赖型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环境规制对自然资源依赖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基于2005—2019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自然资源依赖、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检验环境规制能否有效破解"资源诅咒"困境。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资源诅咒"现象客观存在,但环境规制未能缓解"资源诅咒"之困;分区域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资源诅咒"现象,环境规制仅在西部地区对"资源诅咒"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因此,未来应更加注重激发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制定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环境资源约束下，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环境规制的不同类型以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 因此无法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 从而推动产业升级。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 选取动态面板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东部地区志愿型环境规制并未对产业升级形成有效激励， 命令型、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分别呈“倒N型”、“N 型” 趋势变化。中西部地区激励型、志愿型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 且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激励效应较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设定科学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选择合理环境规制类型以激励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 选取 2003～2017年中国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设置3 种空间计量模型， 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2）东部样本、 西部样本与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 金融信贷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绿色研发投入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新地理经济学， 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了绿色研发投入对碳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以及财政分权对上述机制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2010～2018 年中国省域绿色研发投入和碳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 加大本地区绿色研发投入不仅对本地区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本地区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负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相邻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考虑价格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价格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指数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来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价格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高估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日趋显著,由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扭曲加剧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改善了资源错配,而市场分割和工业占比则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改善地区价格扭曲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培育开放的市场化动力、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启示。     

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基于独立作用与联动作用的双重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 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对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静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曲线关系均呈“N 型”， 西部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呈现“N型” 曲线关系。门槛模型结果表明， 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不利于降低碳排放， 但在不同的老龄化程度下，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