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收入质量、社会地位与农户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陕西省686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与Bootstrap方法实证分析收入质量及其分维度对农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检验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影响农户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收入质量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分维度中收入充足性、成长性与知识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收入成长性正向影响效应最强，收入成本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收入结构性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社会地位在收入质量与农户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多在30%以上；个体特征中年龄、婚姻、学历、农户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特征中人口规模对农户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文章从提高农户收入质量与社会地位两个角度为相关部门增强农户主观幸福感提供政策借鉴。     

环境政策对城市与农村居民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采用多元有序Pr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评价对城市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环境治理评价越高的居民幸福感强度越高;将研究群体分城乡样本进一步回归得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容易受到环境治理评价的积极...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来自浙江省4县(市)的证据

本文以浙江省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数据,通过构建ologit计量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收入类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不同阶层状况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较强,超过80%的被访者对当前生活状况表示幸福或较幸福;尽管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随着相对收入水平的提高有所下降,但绝对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不同阶层(职业类别)农户主观幸福感,以及相对收入对不同阶层农户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与转移支付型农户相比,自营工商型、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的主观幸福感较强;同时,相对收入对务工型农户的边际效应最高,其次是自营工商型农户和务农型农户。     

农村金融发展能有效提高农民幸福感吗?——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CHFS微观数据,对中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Ordered-Probit回归结果表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都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且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高于正规金融。进一步研究发现,正规金融对农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伴随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提高,而非正规金融对农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伴随居民社会资本的增加而递减。这表明正规金融发展会进一步扩大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之间的幸福差距,而非正规金融有助于缩小高社会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居民之间的幸福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为负;绝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贫富差距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个人生存环境变量的影响主要为正。     

教育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效应及机制

当前农村居民家庭在负担较高的教育支出甚至发生"因教致贫"后,对教育的功能与效用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采用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半参数估计,实证检验了教育对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更高。检验发现,受教育程度的提升确实能够增进农村居民幸福感。通过提高收入水平、购买住房和改善健康状况是教育增进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渠道。分区域研究发现,虽然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幸福感提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中西部教育增进幸福感的主要作用机制体现在教育的收入效应上,而东部地区这种影响机制更主要表现在教育带来的健康状况改善和住房偏好满足。     

农村居民幸福感与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文献,多以研究产生幸福感的前置因素为主,但是对幸福感的逆向效应的研究常常被忽视。幸福感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文章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炊事能源消费的微观数据调查和分析,探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因素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农村居民绿色炊事能源消费背后的驱动因素,以期对农村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提供指导。方法 该文基于2016年CFPS的数据,运用描述分析和Binary Logistic 回归,并采用变异系数赋权法对个人幸福感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进行赋权分析,重点分析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和客观幸福感对绿色炊事能源消费选择的影响。结果 （1）农村居民的主观、客观幸福感在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客观幸福感对男性组和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能源消费均表现出显著正效应。而主观幸福感只对女性组选择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3）幸福感对农村居民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地域差异。主观幸福感只对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绿色炊事消费有显著正效应。（4）年龄小的女性群体更容易实施绿色炊事消费行为。结论 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对于预测绿色炊事能源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一项大规模的微观调查发现,"关系"显著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而且,"关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促增效应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而递减。同时,"关系"是扩大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差距的重要因素,在各种居民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中,"关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差距的贡献排在第四位,仅次于地区哑变量、健康和家庭收入的贡献。     

绝对收入、社会比较与农民主观幸福感——基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的实证考察

本文用陕西两个村庄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分析绝对收入、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解析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样本村农民的绝对收入及农民间绝对收入的社会比较,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农民的社会比较方式具有上行比较特征,并导致社会比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同化效应;农民以绝对收入进行的社会比较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村庄因素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村庄间农民主观幸福感差异来源于村庄间特征效应的差异,其中绝对收入对村庄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度贡献度最大,社会比较次之;系数效应能有效缩小村庄间农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户籍身份变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

本文利用大样本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户籍身份变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上而言,从截面数据横向来看,以生活满意度表征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户籍身份差异,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这一传统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从追踪数据纵向来看,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户籍身份的变动会显著地积极影响其主观幸福感,这意味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并非虚言。     

全面“停伐”后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国家林业局和东北林业大学联合开展的"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监测"项目的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因子分析验证了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模型的合理性;全面停伐政策满意度是影响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个体状况、社会状况、家庭关系满意度、邻里关系满意度、个体满意度、社会保障变化和生活水平变化都对国有林区居民的主观福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和就业仍然是影响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的关键因素。全面"停伐"政策对国有林区居民的影响主要不是现实的,而是心理上潜在的。因此,建议重点关注转岗分流职工,消除其对就业、保险的担忧;特别要关注在册不在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其就业;通过社区平台加强国有林区管理部门与国有林区居民的沟通,以便增强国有林区居民未来生活信心。     

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与农户幸福感——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创业不仅关系着自身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对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构建了"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农户幸福感"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村庄社会地位在农户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创业对农户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创业农户比非创业农户的幸福感更强;农户创业正向提高农户村庄社会地位;村庄社会经济地位和村庄社会计量地位对农户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农户是否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比较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安德森(Andersen)医疗服务利用模型,本文构建了影响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三维分析框架,包括个体特征维度、政策环境维度和医疗资源维度。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数据,通过多元有序Logit回归发现: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呈现"倒挂"现象,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要高于城市居民,主要是由城乡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优质的医疗服务主要聚集在城市地区,反而导致城市地区医疗服务利用的过度拥挤。在三维影响因素中,首先是医疗资源维度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中影响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主要是医疗资源的充足程度,说明城市地区医疗服务利用较拥挤,城市居民希望获取更加充足的服务;而影响农村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主要是医疗资源获取的便利程度,说明农村地区长期的医疗服务短缺,农村居民希望获取医疗服务更加便利。其次是政策环境维度,其中认为政策的公平程度与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满意度的影响较大,而且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城市居民的影响要比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要敏感,这主要是制度保障水平差异和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个体特征维度总体上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满意度的影响较弱。为了提高居民的医疗服务满意度,需要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同时推进,尤其是要补齐农村医疗服务供给这一短板。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初探

为探索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随机抽取959名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全国常模;不同性别、民族的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专业差异,文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理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宿舍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极其显著差异;社会支持与边疆高校贫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性相关。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小城镇建设背景下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在国有林区小城镇建设的客观背景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黑龙江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对国有林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林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效应为0.394;其次是身心健康状况,影响效应为0.197;最后是家庭工作环境,影响效应为0.18。第二,社会经济环境对国有林区居民的家庭工作环境及身心健康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影响效应分别为0.34和0.37;社会经济环境借助对家庭工作环境和身心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进而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效应为0.07。第三,林区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对其家庭工作环境有影响,影响效应为0.15,并借助家庭工作环境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发挥间接作用,间接影响效应为0.03。根据模型拟合结果及黑龙江国有林区客观实际,围绕小城镇建设、经济转型、保障民生等提出改善国有林区面貌、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几点建议。     

我国农村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

个体收入剥夺影响因素的确定对于降低农村居民的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水平、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分别研究了农村居民主客观个体收入剥夺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影响农村居民个体收入剥夺的因素包括年龄、教育、家庭经济水平、房产数量、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年龄、教育及西部地区对这两方面作用方向不一致;仅对客观收入剥夺有显著抑制作用的因素是性别、非农就业、婚姻;主观收入剥夺方面,个人收入有显著降低作用,政治面貌的作用方向则相反。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